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功能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扩大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保证了公民获得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并通过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综合,进而维系了社会共同体内部的稳定,而且通过利益表达可以维系公民与政府间的沟通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确保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公共政策民主化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现存政治体系和公共政策执行内容的认知与支持,提升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有利于调适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和客体的利益矛盾,增强公共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有助于消减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促进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受公民参与能力、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程度较低。我们应通过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政府与公民双向沟通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健全和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渠道等途径扩大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问题研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证

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可以说是公民有序参与的一个标本。公民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是有选择的,公民有序参与的驱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民参与必要性,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政府公共政策所固有的缺陷和不足成为公民有序参与的触发机制,而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有序参与存在着制度缺位,这就迫使公民有序参与要进行恰当的技术选择。在政策参与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保证公民有序参与的实现,公众则通过参与技术的选择形成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合作共赢。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化分析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确保社会价值公平分配的重要途径。公民通过各种不同的参与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要实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有序和高效,科学合理、公正公平的制度保障是关键,而制度障碍正是目前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瓶颈。应从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以及重点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建议、批评制度和听证制度等具体制度建设入手．以完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环境。     

公共政策制定中大众媒体对公民有序参与的影响

扩大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大众媒体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既可以制约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也可以促进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大众媒体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动机、参与方式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的范围、质量和效果。     

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视角下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利益表达研究

我国正处于利益多元化的复杂时期,公共政策制定对利益的分配使得公民开展利益表达的热情高涨。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利益表达却遭遇了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相背离的话语障碍:封闭单一的话语思维、单向沟通的对话途径、直线式官僚制话语模式和非规范化的话语场域。为此,我国要寻找公共行政与社会参与相契合的途径,构建一个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话语能量场",建立良性互动的公民利益表达话语网络,实现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创新。     

政府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政府公共政策中引入公民参与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公民参与是民主价值在现代社会的体现。但是,公民参与有一定的范围限制,也有不同的形式,何种政策应当引入公民参与,应当以何种方式进行参与,都是需要认真考量的,这也是我国引入与改善公民参与政策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社会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机制研究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途径来行使自身权利、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行动过程.社会组织通过自主行动来表达公民的利益诉求,为公民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分担政府转移的职能提供了机遇,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政府对社会组织活动的规制、社会组织本身的类型与性质等,都会影响社会组织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作用效果.政府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扶持与规范,以有效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社会转型与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

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三角发达地区进入了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分化、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公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构成了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动力因素。但同时,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制度的不健全、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等又成了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制约因素。因此,要推动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健康顺利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协调整合机制,大力加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制度建设,积极倡导参与型政治文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逻辑必然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观的核心理念,也是我国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公共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离不开广大公民的有效参与。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本身的价值旨归,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诉求。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普遍存在着参与意识淡漠、参与知识匮乏和参与机制不完善等现象。加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研究,拓宽参与渠道,完善参与保障机制,改善参与的社会环境,提高公民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显得尤为重要。     

论参与型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公共政策系统的政治参与思想、心理和道德习俗规范等的总和。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完善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建设、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对目标群体的需求偏好的有效回应,并确保政策执行主体重视公民政策权益的权威分配和公正落实;因而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最终促进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随着新型服务行政理念的发展,政府应重视公民对公共政策周期的全过程参与。基于政策过程模型,从议程建立到政策制定、执行、调整,再到政策终结,公民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使政府和公民间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政府与公民实时沟通渠道不畅通、官员公开信息不及时、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等主要障碍。为此,应从完善双方沟通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培养公民参与能力等方面着手,促进公民的全程参与。     

善治: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治理伦理

社会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通过引入“善治”理念，积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伦理，从而实现和谐之治。善治理念强调在目的上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体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在程序上加强公民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伦理的生成主要不是靠制定伦理规则，而是靠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建设，其生成过程的重心在于监督和批评。     

现阶段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特点及引导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不仅事关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切身利益,还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推进。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政治参与意识的双重性,政治参与水平的差异性,政治参与的功利性与公益性并存、个体性与组织性并存、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并存等。鉴于这些特点,对新社会阶层进行有效引导使社会新阶层的政治参与成为一个具体的、有序的行动过程,从而加速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分析及其理论建构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内涵、特征、演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大量经验性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社会已初具规模并不断发展,主要表现是非营利组织兴起,公民社会力量影响国家政策及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国公民社会萌生的原因可归结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参与、政治文化发展.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通过市场演化和政府建构型塑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互动关系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     

网络化政治参与的特点、双面效应及其应对

研究了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平等的参与主体、自由的参与空间、低成本的参与手段、虚拟的参与身份等特点，指出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扩大政治参与规模、提高网民的政治社会化程度和促进政府工作的廉洁高效是其积极方面；政治参与的信息不可靠、引发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和新的社会不平等是其消极方面。因此，要从参与机制、参与者素质、参与文化和政府作用等方面来完善和推动我国的网络化政治参与。     

我国公民有效政治参与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

随着我国多元社会结构的逐步形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和个体的政治需求的变化,公民有效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人们所关注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和扩大公民有效政治参与,重点应当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三是从国家层面上进行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     

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和意义分析

从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鸿沟(社会性距离)在加大、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特大风险等现实性背景,及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前提,即杜兰特认为科学日益进入公众的社会生活、公众有权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自由发表意见等,并认为存在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意义,这三个方面研究了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