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区藏族妇女生活探析

藏族妇女是藏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清朝时期,她们不仅在社会经济与家庭生活中相当活跃,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显露头角.此文基于对清代康区为主的藏族妇女生活的汉文史料研究,旨在探析她们在藏族社会发展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改土归流与康区社会(下)

清末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对康区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如何?由于事隔几十年,其间又缺乏系统的调查和资料积累,探讨殊非易事。五十年代的调查材料表明,与清代相比,康区社会发生了两大重要的变化。其一,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清代的康区为四大土司的领地,他们是德格宣慰司,明正宣慰司,理塘宣抚司和巴塘宣抚司。在大土司的属下,有安抚司、长官司,和土千户、土百户若干员。以土司系统为主体,组     

康区白利土司顿月杰的宗教态度探讨——兼论固始汗消灭白利土司

以往藏学界通常认为康区白利土司顿月杰是一个崇奉苯教、排斥一切佛教的宗教极端者,尤其仇视格鲁派,遂于1640年被与格鲁派联盟的青海蒙古势力固始汗所灭。文章通过对藏文史料的梳理发现,此看法有相当的片面性,导致对当时复杂政局的概念化、简单化理解。文章指出,顿月杰在其执政的大部分时期,宗教上均兼容和尊崇佛教各教派,并与噶玛、萨迦、宁玛甚至包括格鲁派等各教派高僧均保持着良好关系。顿月杰与格鲁派交恶也并非出于宗教异见与教派歧视,而是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乃是格鲁派"没有能保证蒙古人不进攻康区"。     

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

15—18世纪是格鲁派在康区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以寺院为中心,阐述了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认为,15—17世纪中期之间,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并不顺利,这一时期其只是在昌都、理塘等地建立了少数传法据点。而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通过巩固原有、改宗以及新建等主要途径,使得格鲁派寺院扩展到了康区绝大部分重要地区,直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布局已经大体定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否决定了格鲁派在康区势力扩展的最终结果。     

明代永顺土司的婚姻习俗及其特点——以湖南永顺老司城碑刻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明代永顺土司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明王朝“以夷制夷”的政策下求得自身地方权力的巩固和稳定,联姻成为永顺彭氏家族势力扩展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基于建构权力网络的需要,永顺土司形成了土司等级内婚、姑舅表婚、同姓为婚三种特殊婚俗.尤其是永顺土司为应对局势变化在婚姻对象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凸显出土司婚姻极强的政治功利性的特征,且围绕着政治婚姻特点又派生出婚姻交换圈的有限性、女性不拘辈分、成婚年龄小及妇女在家庭中地位高等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土司婚姻是多种社会关系综合与权利平衡的结果,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创造行为.     

西方英文文献中的近代康区女性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人大量涌入位于西藏与四川腹地之间的康区，他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与康区藏族女性的接触交流日益增加，留下了大量英文书写的游记、日志、纪行和考察报告等。西人笔下勾勒的康区女性形象日渐完善，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康区女性美丽出众的相貌、多元的婚姻状况、吃苦耐劳的品性、聪慧能干的“阿佳”以及离群索居的尼僧等几个方面。不过，由于观察者身份背景、个人旨趣的不同，其考察角度、评述立场、看法、观点等纷纭复杂，对康区女性的褒贬亦殊异。西方英文文献中康区女性形象的塑造，既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东方康藏文明的认知和想象，也折射出近代西方社会对女权运动、女性研究等话题日渐增长的兴趣。近代西人关于藏族女性的记载和评价是西方社会认识和了解康藏文明的一扇窗口，为传统的女性研究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多麦东本”: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置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从“萨玛王朝”的传说说起

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境内,不仅有被当地人称作“萨玛王朝”的遗址,也流传着诸多“萨玛王朝”同德格土司家族渊源关系的传说。为厘清该问题,笔者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结合相关汉、藏史籍文献的记载,对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元代,德格家族的四郎仁青因担任八思巴的首席侍从官,在八思巴举荐下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多麦东本”,成为管辖多麦地区的千户,即传说中的“萨玛王朝”。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与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萨玛王朝”的建立时间即四郎仁青受封“多麦东本”的时间1264年,“多麦东本”是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也成为后来德格土司家族发展为康北地区最大势力之根脉。尽管元朝1325年才设置管辖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但在康区的行政建制却始于1264年。因此,“多麦东本”作为元朝中央在康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在元朝建立康区行政体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红军长征在康区的“扩红”宣传及其成功原因试探

中国工农红军20世纪30年代长征通过康区时,面对汉藏隔阂、国民政府的"反宣传"、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困难,积极开展了"扩红"宣传工作。红军通过建构"认同"以获取藏族民众的支持,通过谈判、合作、俘获、感化等方式争取土司头人与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康区社会的各方势力,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康区。同时,由于康区的社会生产力限制、红军人数众多等原因,藏族民众为了红军的顺利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康区近代商业初析

一康区社会以畜牧业为主,农牧民为了生活的需要,在彼此交换剩余产品的过程中,孕育了康区早期的商业,随着历史的发展康区的商业也得到了发展。据史籍记载,藏汉人民商贸往还发端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宋、明尤盛。至明时交易范围渐次扩展,除茶马互市外,还输入汉区红缨、毡衫、米、布、椒、蜡等日常生活用品。清雍正时,清王朝在康区设置土司210员,藏汉贸易大为发展。清末赵尔丰充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改     

民国初年康区交通建设研究——以尹昌衡康区交通思想为中心

清末民初因辛亥革命、“西征”西藏而全国瞩目的政治人物尹昌衡（1884-1953）,其政治、战略、军事哲学的丰富内涵及地位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重视。比较而言,尹昌衡经营康区的思想,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尹昌衡1912年在“西征”路上,对康区交通状况有了亲身体验,升华了他重视发展康区交通的战略思想。尹昌衡发展康区交通的战略思想,包括兴建西藏“工步”（今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工布江达）至四川巴塘（今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之“轻便铁道”“川藏铁道”（即川藏铁路、川藏公路）等内涵,是基于他对康区国防、战略重要地位的认识。只是由于民初国际形势复杂,英国对中国西藏政局的干涉,民国初年政局变化太快,兼之尹昌衡在政坛时间短暂,因此,尹昌衡发展康区的战略思想没有真正开展。但在其退出政治舞台后的一段时间内,与之相似的康藏交通建设措施却得以继续推进和发展,后人常念及他的初创,表明他对于后世有所影响。     

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 ——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

元明土司制度的建立,事实上使得这些地方势力的权力基础开始由中央王朝掌控,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土司只有依赖于帝国权力才能维持和参与地方权力的竞争。在这一情形下,中央王朝的宇宙观与象征体系被全面引入该地区,既成为土司维持现有权力的工具,也为土司可能的扩张铺平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土司似乎也尝试利用新的宗教象征体系将其家族权力与地方社会扣连在一起,但这一结果也最多只能是杜绝其他土司对其领土的觊觎,反而更加强了帝国对广西土司地区的支配。     

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

清顺治年间,康区东部打箭炉一带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归附,在当时及之后一段时间全国、藏区及四川地区的形势下,清主要采取政治手段保护已归附的土司,但明末已进入康区的和硕特部仍不断扩展势力。至17世纪末,打箭炉一带终被和硕特部控制,已归附清朝的土司亦被杀。在此情况下,康熙皇帝及清中央政府改变以往对和硕特部的策略及态度,决定在打箭炉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此即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此役时间虽不长,但双方投入兵力较多,在康区历史上规模空前,最后以清的完全胜利结束。此役之后,清直接治理雅砻江以东地区,康区政治军事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清治藏战略亦出现重大调整。     

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

明代中晚期,不少东蒙古部落进入青海湖周围地区游牧.在当地立足之后,东蒙古部落进一步南向发展,进入康区,扩张势力,并与藏传佛教教派势力相结合,相互配合,通过支持后者在康区的发展来扩展势力,进而影响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也为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南征康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清末民国时期汉藏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丁正华和邦达仓为例

根据边疆"接触区域"理念,运用相关资料,研究作为"文化中介入"的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商人不仅从事商品交换活动,也给康区社会带来许多新思想,引进许多新观念,积极参与康区当地的政治活动以及有关汉藏民族关系的政治事务,使他们在康区社会占有重要地位。     

传统冲突与现代转型:近代康区黄金矿业开采问题研究

清末赵尔丰督边与民国刘文辉主康时期,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康区黄金矿业开采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因为受制于当时康区政治环境、社会风气、治安问题以及开采技术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康区的黄金开采还存在很多方面的困难,这些因素阻碍着康区采矿业的发展.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     

藏传佛教在康区传播与发展历史三段论

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传播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教内自发传播发展阶段、世俗王权干预传播发展阶段及国家政治导向自由发展阶段,它们构成康区藏传佛教的发展史。第一阶段,后弘期开始至元初,藏传佛教在康区自发传播发展;第二阶段,元代至清末,康区藏传佛教在世俗政权干预下传播发展,形成政教联盟或政教合一制度;第三阶段,辛亥革命至今,分为国民时期与新中国时期,康区政教合一制度逐渐被废除,最终实现政教分离,藏传佛教自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国家法律保障其自由发展,藏传佛教在康区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国家政治导向下的自由发展。     

西康建省前后川康绰斯甲隶属问题纠纷试探

文章介绍了西康省成立前后(1936—1941),四川、西康两地围绕着绰斯甲土司的"隶属"问题进行的迁延数年的论争。最初表现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反对四川省政府将绰斯甲并入四川省靖化县,实则为刘湘与刘文辉两地方实力派对绰斯甲金矿的争夺。随着1938年春刘湘病逝,四川的"中央化"以及抗战背景下大后方建设的需求,川康双方始就绰斯甲属康达成共识。但绰斯甲地方土司头人却不予认可,而在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下,坚称属川而不属康,加之四川部分地方官员也仍未放弃对绰斯甲一地的争取,使得绰斯甲的归属之争进一步迁延。后在保留其土司制度以及既有优待的基础上,绰斯甲土司终于在1941年名义上隶属西康。文章认为,川康之间的绰斯甲隶属之争,表面上为政区调整之争,实则为民族国家背景下,地方实力派借助中央政治势力的多重博弈,由于是民族地区,地方实力派主张是否可行,还需要关照到当地势力的政治利益。     

关于康区藏族论著索引及文献辑录的历史考索

在浩瀚的藏族文献中 ,康区占有重要的地位 ,品种多、数量大、覆盖面广 ,还因其多用汉文撰写 ,影响相当广泛。历史上曾经反复被人辑录 ,方便学者 ,弘扬藏学。本文在查阅绝大多数康区藏族文献的基础上 ,对相关论著索引及文献辑录进行历史考察 ,介绍编辑康区文献及索引的缘由及经过 ,指出其成功与不足 ,并结合清朝及民国政府的统治特点 ,着重阐述康区汉文文献的地位、类别、存藏特点 ,以及利用状况 ,等等。     

清初的康区贸易管控及其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往通道。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1681-1683年对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这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