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

《公羊传》的大一统理论是对西周、春秋以来大一统思想的理论总结,其基本内涵是"重一统",具体内容包括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周代的大一统思想,是西周封建和分封制度的产物,它源于西周分封诸侯的历史实际及西周封建所造成的三大认同观念: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思想观念由西周封建所开创,是西周王朝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之一。     

试析先秦“大一统”民族观

本文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大一统”民族观的内涵涉及华夷结构、华夷尊卑观念、以华变夷观念和华夷一统观念。虽然它在客观上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灭,但也有诸多弊端:“大一统”民族观的主旨是汉族文化优越论;其思想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受地理环境制约的一个封闭系统;实质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这种观念长期深存于中国人的思想之中,造成不利影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民族政策是功利性的,同化性的,因而是短视的。     

论“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

由秦始皇初步拓展,由汉武帝及子孙最终奠定的"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曾对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域起到过主导作用。虽然自三国以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在底定中国疆域的最后几轮冲刺表演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看客,而中原地域则经常成为表演舞台提供者,但诞生于该板块上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念、华夷同源谱系等,不仅为华夏族群与夷狄族群所认同,而且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进而成为统一古代中国的思想武器。     

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

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滥觞于史前,历经夏、商、西周几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充分具备后来所习称的汉民族持续发展的各种内在要素和机制。与此相适应的是,以部族史观为基础的华夏史观亦逐渐整合而上升为先秦历史学术的主导意识。"华夏"概念源起于"虞夏",为先秦学者追述和重构华夏史的变称;《尚书》是华夏史观成熟的标志,其核心价值集中指向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一统"观念和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支柱。略具雏型的通史著作《世本》和《竹书纪年》,综合反映出华夏史观的展开与早期华夏史学的结构体系。     

元朝的大一统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朝是辽宋夏金之后统一多民族中国又一个大一统政权,元朝为了对疆域内各民族进行有效的治理,以大一统作为国家建设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强调以"汉法治国",通过一系列祭祀活动来表达"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摒弃"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通过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来淡化"华夷"二元对立,上述与大一统实践有关的历史过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明清在东北治边政策之比较

本文对明清两朝在东北实施的治边政策进行比较研究 ,剖析利弊得失。认为明朝在东北沿袭历代“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的治边政策 ,妨碍国家“大一统” ,导致东北动荡不定 ,国家陷入危机。清朝突破传统观念 ,以“华夷一家”为指导思想 ,将东北纳入中央行政管辖系统 ,并因地制宜 ,因俗而治 ,真正实现国家政治与民族的“大一统” ,维护边疆的统一与稳定。清朝的治边政策是时代的巨大进步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概念辨析

“大一统”概念的核心是它的政治内涵,“奉天”与“法古”是其结构的两个维度。通过“奉天”,建立了本源论上的依据;通过“法古”,建立了“三统”、“三世”的历史观,它们共同构成了“大一统”概念的立体结构。这一概念贯穿形上与形下、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是公羊学自然观、历史观和政治观的结合,是宇宙的最高本源和普遍适用的法则。在公羊学理论体系中,“大一统”概念具有核心地位,诸如“尊王”、“三统”、“三世”、“华夷之辨”等重要命题,都从属于它。     

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解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与结果,是对古代政治大一统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形成了新政治大一统。政治大一统的核心是用高度耦合的政治制度体系支撑多民族共同体,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集中制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民主集中制是实现政治大一统创造性转化的基本资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建构现代国家的条件下,民主集中制才能围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而完成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要素的政治中央集权的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它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结构。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既是现代的政治大一统又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大一统。这种政治大一统,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历史基础,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了文明根基。     

中西文明的最初碰撞--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与明政府对策

15至17世纪的欧洲海外扩张,意味着基督教文明向东方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的推进,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种复兴和新兴的文化的挑战.本文论及两大文明在天朝土地上--澳门初次遭遇时,他们之间的冲突及各自的应对措施.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     

中国方案:百年政党的世纪之路与世界目光

“中国方案”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信心和底气来自成功的现代化实践、卓越的执政效能及其对自身的成功治理。中国共产党对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证明了中国方案的可行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能优势证明了中国方案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党治理证明了中国方案的可持续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历史实践,为人类提供了一条与西方道路不同的选择。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未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创造性回答。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     

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

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是其理想境界。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唐玄宗时期,也不乏多事四夷思想的反对者,韦凑、姚崇和宋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及其实践。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整个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人类整个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发展和进步。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全局性的有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第三条道路”和民主化浪潮。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增加了助推外力,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网络化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第三条道路”和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在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直接借鉴的同时也带来了现实的压力。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诠释学视域下“临尸而歌”的经典化路径

“临尸而歌”的经典化路径有两条:第一,隐存的路径;第二,显在的路径。隐存的路径是指庄子与庄子后学在通达“齐生死”的逻辑进路上有所不同。在“临尸而歌”中,庄子把生死问题置于“心——道”结构的内向人生修养框架下予以消化。在“鼓盆而歌”中,庄子后学把生死问题置于“气化论”的视角下理解。显在的路径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庄子后学把“临尸而歌”改编为“鼓盆而歌”而凸显。改编主要体现为人物“主体”的转换,即庄子后学把故事的核心人物由孟子反、子琴张、子桑户、孔子与子贡改编为庄子与其妻子。第二阶段由第一阶段的改编而引发,庄子与其妻子的登场把生死问题置于一种现实的家庭场景之下,使后代读者更容易体悟庄子“齐生死”的生命感受。薛恭祖、戴良、阮籍面对“临尸而歌”与“鼓盆而歌”所提供的现实图像,分别表达了自己对生死问题的独特看法。     

《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都”及其语法化

《儿女英雄传》是《红楼梦》通向现代北京话的中途站，通过它可以了解汉语在19世纪中期的基本面貌。当时，副词“都”已具备表示范围和表示语气等用法，其语气副词用法中有一类兼表已然义。根据《儿女英雄传》中反映的语言事实和语法化的一般规律，副词“都”的语法化路径应该为“范围副词→语气副词→兼表已然义的语气副词”。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素质文化思想生成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党推进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发展的文化思想生成逻辑清晰地展现出：建构新型文化教育观念，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的生成起点；坚持人本立场，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根本目的的内在价值生成；弘扬“真、善、美”，以提升中华民族素质新文明观念和审美水平为目标的内涵生成；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推进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发展的新型价值体系与实践标准的生成。在探索中华民族文明素质教育路径与方法中形成实践观等全面生成的脉络，由此形成了党推进中华民族文明素质发展的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实现路径与方法相互联系的素质文化范式。     

“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些失误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现实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它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重大区别，具有强大的现实优越性。一方面，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国内外实际出发论证了一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选择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优越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它既创新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又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阐释了世界文明发展样态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在分析当前西方国家发展内外困境的同时，牢固树立了“人本”、“和谐”的执政理念，为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优越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