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动态演进、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中动态演进并持续深化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乡村社会共同体解体、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关键问题亟须解决。推动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也能改善城乡之间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要推动整体协调治理,实现村级治理范式的“嵌入性整合”,突破治理机制碎片化困境;要鼓励动态平衡发展,健全城乡要素互动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提升思想价值意识,通过“公共性赋能”强化村域自治,保障村落集体利益的多元供给,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地方特色文化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探析

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和文化建设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围绕地方特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耦合机制展开研究,符合乡村振兴、文化发展的时代趋势和客观规律,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运用历史和理论相统一的逻辑,可以引申、推导出乡村振兴的文化向度以及地方特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对应性。地方特色文化之所以能助推乡村振兴,在于乡村振兴的文化向度和两者间的多重价值契合。在推动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发展及其嵌入、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的系统性、整体性,牢固树立乡村大文化观、全面振兴观,构建系统完善的文化开发嵌入机制和体系,最终优化乡村振兴效能。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适合我国农村发展规律的政策—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乡村发展短板,较不发达的西藏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仍然十分严峻,需要更进一步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定义和路径选择出发,对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进行研究,对西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具有一系列的重要意义。     

中国式乡村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韧性维度：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

乡村风险治理的韧性维度,是维持乡村稳定有序发展的基因密码和关键锁钥,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乡村风险治理的韧性蕴涵体现在以韧性优化乡村风险治理预警机制、整合乡村风险治理资源、完善乡村风险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乡村风险治理面临的路径依赖、社会收缩和技术匮乏的韧性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创新乡村风险治理韧性范式的应对思路,明晰主体形成韧性治理体系,评估乡村风险治理韧性,形成差异化治理方案,培育韧性个体激活社会资本内生动能,从而全面提升中国式乡村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韧性维度。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以乡村旅游带动贫困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探析——以辽宁省建昌县为例

乡村振兴是近两年国家高度重视的发展战略.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径.建昌县是辽宁省省级贫困县,乡村振兴战略为其脱贫攻坚提供契机.通过对建昌县旅游发展基础、乡村振兴条件和乡村旅游发展面临问题的深入调查分析,文章提出了构建完善的建昌县旅游产品体系,选择正确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科学规划建昌县旅游空间格局,合理安排点——线——面的空间布局,认真策划建昌县旅游形象等以乡村旅游带动建昌县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乡村振兴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而社会资本则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支撑.通过回顾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梳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缩影和政治特色;同时,依据罗伯特·D·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从信任、网络和规范三重维度出发,阐明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践逻辑,为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 ——制度变迁、现实需求与未来方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农村金融是资金来源的主渠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经历了市场化起步、市场体系构建、现代金融制度探索和市场化改革深化四个阶段。整体的改革遵循了市场化改革的思路,方式上经历了制度变迁到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演进的过程。尽管四十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伴随着人口城镇化和资本工商业化的乡村衰退,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难以再为乡村振兴融资发挥主渠道作用和满足财富管理与风险管理等新兴金融需求。因此,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以满足现实需求为动力,本文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四个方向:深化市场化改革、实现乡村发展范式与农村金融范式的匹配、设计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运用金融科技。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与乡村建设——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起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剖析中国文化所遭遇的问题,认为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极度的文化失调。梁漱溟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从乡村组织再造着手,试图通过“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再造“新文化、新礼俗”,进而在组织中重建乡村社会制度、调整乡村社会关系、以“理性”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最终达到乡村社会重构之目的。本文期望重新剖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文化失调”“组织再造”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揭示其内在的基本原理,并进一步阐释其乡村建设的主要思想内涵,最后结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充分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从土地制度找准改革的突破口

文章阐述正确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重要性,新时期土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梳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内在机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目标,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举措,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四个方面处理好土地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文化产业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乡村振兴需要迎合人们回归热土的意愿,要发展更离不开好的政策来扶持。现阶段,乡村基础设施落后,生态资源遭到破坏,人才流失严重,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的道路。文化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其前景广阔,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文化产业相结合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乡村文化产业依托区域和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将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开发和创业就业融为一体,将美丽乡村、风俗文化、历史文化等特色资源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增加乡村发展动力,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契合,是乡村实现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     

“抗逆力"与“公共性" :乡村振兴的双重动力与衰退地域重建

乡村空心化的报道日益增多,以乡村终结为代表的“地域衰退叙事"层出不穷。 作为回应,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整体规划。 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深化之处在于乡村动力问题的分析和指导框架的更新。 鉴于此,“抗逆力"与“公共性"两个活跃于社会科学的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着力点等方面各有千秋,若将两者的“动态能动性"与“常态反思性"相结合,就能捕捉到当今乡村“风险"与“常态"同在的两大特点,继而促使我们从“风险性的主动应对"和“常态性的公共性营造"两个角度思考乡村振兴的双重动力问题,有利于在“动静结合"之中对乡村面临的自然和社会风险做到“攻守兼备",真正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性发展。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乡村振兴互动的区域实现模式研究 ——基于皖北地区的经验分析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是关乎农村发展大势的两个关键点,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手段和动力源泉;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能够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 件。皖北地区作为国家的粮食主产区和传统的农业地区,农业基数大质量不优、粮食产量高库存压力大、要素错配导致农产品 结构扭曲、安徽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环境负效应等方面因素制约了皖北乡村的振兴。助推皖北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突破口是 加快皖北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议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逐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深化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党组织社会的机制与运行空间——基于S省J镇党建创新实践的考察

基于S省J镇的党建创新实践,以“政党组织社会”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一般农业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组织性缺失与艰巨性发展任务之间的矛盾。基层党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如何通过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建设,以凝聚各方面资源、激发振兴动力。J镇通过区域化党建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及党员联户等实践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形成了对乡村振兴强有力的引领能力。当前,应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统筹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充分调动普通党员走群众路线,以重塑乡村社会的组织性。可尝试通过区域化党建的做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实现乡村振兴的文化建设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矢志不渝地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对农村发展作出的新一轮战略部署,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环节。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凝心聚力的粘合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举乡村文化建设的旗帜,坚决打赢乡村文化建设攻坚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乡村文化的功能价值、传承主体、文化特色、文化自信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新时代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严守文化根脉,抓好乡村优秀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工作。这样才能不断增强乡村文化的活力,以乡村文化建设带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