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

面对“建在或将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设施,社会民众与地方政府易形成“冲击—回应”模式,促使地方政府产生停建、迁建、改建、缓建的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为地方社会治理带来巨大隐忧。本文运用fs-QCA对选取的40个具有明确非常规政策变迁结果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来自组织、主体、客体、社会、文化五组变量的因素拟合成九条主要路径,相互交织、同频共振,促使地方政府以“压力—回应”模式主动开启非常规政策变迁。同时,文章亦从地方政府、冲突群众、新闻媒体构成的“邻避三角”出发,提出冲突消解策略,为地方政府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回应民众诉求,消解邻避冲突提供建议。     

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     

政策传播与政策变迁的关系——基于“农民工”公共议题的实证考察

媒介对公共议题的建构影响着相关政策的变迁过程。采用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农民工政策变迁过程主要时间节点前后相关政策的媒介建构特征。结果表明,在政策议题形成前、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政策变迁未完成时及相关政策进入落实阶段后等不同的政策变迁时段,媒介以其独特的议题建构方式,对政策变迁起着不同的作用。研究建议,政府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确定政策议题过程中应重视相应时期的媒介议题,在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应谨慎对待相关议题的媒介建构方式,重视媒介的解读与宣传功能并及时对政策效果进行反馈和修正。     

从“专业术语”到“生活理念”:版权观念的媒介建构与变迁(1951-2021)——基于《人民日报》580篇“版权”报道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

来自专门学科知识的版权观念,逐渐突破专业性边界,成为公众日常生活实践中被频繁讨论的一种创作和生产原则,甚至成为一种价值尺度。那么,大众媒介提供的“中介场”是如何为这一过程提供建构机制的?通过对《人民日报》70年来有关“版权”议题的报道文本分析,发现“版权观念”的建构逻辑大体由社会情境、观念诉求、现实挑战、典型行动四个范畴构成。范畴的编码参考点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映射出“版权观念”变迁的四个不同阶段。范畴的互动促成相关议程主旨和偏向,从而牵引“版权观念”扩散与传播的变迁路径,形成了媒介在不同语境中催化版权术语培养成为生活理念的建构机制。     

社会媒介化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建构

社交媒介不断发展,渗透并影响着社会的变迁,成为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的重要力量,形成了“社交媒介—人—地方”的新型人地关系,然而现有的地方建构研究较少关注社交媒介在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中的角色和效应。文章对社交媒介在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展开了概念性的探索,依托社会媒介化理论与地方建构理论,从媒介化的视角提出地方建构的概念框架。根据该框架,目的地的地方建构涉及虚拟空间、现实空间、虚实交叠空间等3个层面。在目的地地方建构的过程中,社交媒介不仅作为变量对地方建构产生影响,而且还作为社会语境融入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的动态进程中。     

中国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及纠偏路径——基于15个警示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是解决失效问题的基础。基于目标管理理论，建立了包括责任落实、政策执行、过程监管的内部因素以及政社协同、媒体监督的外部因素的分析框架，借助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生态环境部公布的15个警示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必要条件。应对产生失效的三种组态，需要建立目标责任机制、终身责任追究机制、政策执行与环保理念耦合机制、社会组织参与“委托-代理”机制、“双重顾客满意度”评价机制以及“媒介融合”监督机制等纠偏路径。地方政府要在强化主体责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情境对生态环境采用不同组合机制进行有效治理。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基于TOE框架的定性比较分析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以上海142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样本,从TOE理论框架的视角出发,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解构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政策环境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驱动路径有4条,即专利—政策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规模驱动型路径和规模—市场主导下的政策驱动型路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和市场环境在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演进逻辑 ——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视角

[提要]为研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揭示其变迁历程、表现特征、作用机制和驱动因素等方面的演进逻辑,本文借鉴“间断-均衡”理论,构建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民族地区2006-2020年基本公共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细致梳理。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过程经历了逐步覆盖阶段（2006-2010年）、适度调整阶段（2011-2013年）、稳步提升阶段（2014-2017年）和2017年以后的优质发展阶段。政策变迁体现出“间断—均衡”与延续性并存、地方政策耦合协同中央政策、注意力驱动政策选择等逻辑规律,体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在此基础上,对“间断-均衡”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缮,对增强“间断—均衡”理论解释力以及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加以实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智慧政务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 ——基于TOE框架的31省(市)组态效应分析

智慧政务是数字化时代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选取我国31个省(市)智慧政务发展案例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ivironment)的智慧政务发展水平分析框架,探寻智慧政务高水发展的必要条件及驱动路径,为打破政务信息化发展瓶颈、缩小区域智慧政务发展鸿沟、整体性提升我国智慧政务发展水平提供借鉴.研究发现:信息人力资本、政策环境与经济发展是智慧政务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智慧政务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有三种,即平衡型、人才与政策驱动型、政策驱动型.基于此,建议立足中国智慧政务发展现状,优化必要条件组态多元化组合方式,实施差异化智慧政务发展战略以驱动中国智慧政务整体性高水平发展.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中地方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动力机制——以山东省为例

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逐渐实现一体化,推动了公众诉求表达与地方政府回应。基于山东省人民政府网中2016—2021年期间的60 253条办事咨询留言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情感分析方法对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进行分析,呈现公众诉求与地方政府回应特征,同时从政民互动视角创新性地提出“需求-压力-技术”分析框架,由此可见,公众诉求、科层压力、技术支撑三种动力要素构成了地方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动力机制,地方政府回应性的提高离不开这三种动力要素的驱动。因此,需以诉求驱动、压力传导、科技支撑为动力导向,积极满足公众需求,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加强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以有效提高地方政府回应性。     

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为明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与内在逻辑,文章以1949至2022年中央层面颁布的194份政策文本为数据基础,运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政策文献计量方法,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划分为3个均衡期和2个间断期,剖析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经历了群众健康安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村容整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变迁。在中央决策主体注意力转移自上而下推动与焦点事件自下而上驱动共同作用下诱发政策图景变革和政策场域开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转变也对政策变迁起到重要作用,集中显现为均衡调适与突变革新相交替的非线性演进逻辑。研究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适用性和本土化路径,并对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发展提出展望。     

论媒介技术与人的环境建构——对莱文森媒介技术哲学的推进

传统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技术建构人的认知环境。莱文森一方面改造媒介决定论,维护媒介环境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指出人建构媒介技术的演化环境,两种建构作用同时存在。莱文森的人与媒介互相建构的条件有所不足,且没有指出互相建构的机制。“人性化趋势”的人建构媒介的条件不只是符合个体的生物本能,而且符合群体的共性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另外,人建构媒介的条件还包括“综合准则”。媒介建构人的条件除了媒介特性起作用外,还包括合适的材料与支撑技术。人与媒介互相建构的机制是:媒介控制与认知调控形成控制增则调控增、调控增则控制减、控制减则调控减、调控减则控制增的自调控循环。     

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下野再起的蒋介石固守低调调解,羁縻默认,不用武力解决的政策,集中精力巩固基本区域、发展基本势力,建立有力之中央.这既是蒋介石处理地方军事冲突的基本逻辑,也是对整个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基本判断.此种逻辑与判断,一方面,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情境下,实不失为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且取得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仍是武力解决问题逻辑之延续,以至未能彻底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地方主义和派系主义.     

《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文体规范建构——以“话语修辞”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文艺报》以其权威主导媒介角色参与文学批评文体规范的建构。文体规范的生成与确定离不开特定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规约,而《文艺报》在“政论体”的塑造与示范以及具有“唤询”意味的结尾处理等环节建构中彰显出权威主导媒介价值观及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历史角色。     

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浅析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政策执行是政策方案变为政策现实的重要过程。在政策执行中,中央是政策的制定者,民族自治地方是政策的执行者之一,由于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且民族自治地方拥有特殊的自治权,导致民族自治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既有法定的变通执行要求,又有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的变通执行的愿望。文章从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关系成因的分析出发,对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路径。     

中国Z世代的媒介形象建构及其反思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Z世代作为拥有特定生命历程的青年群体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作为概念,Z世代是借助差异性与同一性指代符号而生成的,大众媒介将其形象建构为顺势而生的“数字原住民”、寻求认同的“文化盗猎者”以及彰显风格的“个性消费者”。在“技术+文化”与“技术+消费”的叠加框架中,Z世代媒介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然而积极话语与消极话语之冲突也造成了Z世代媒介形象的内在矛盾。作为一种媒介建构,Z世代的媒介形象虽然再现了社会现实,但也遮蔽了阶层差异、地区差异等现实问题。     

中国式政策试验的内在机理: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例

克服旧中国国家制定和国家体系无力于解决发展问题的痼疾,积极探索建立新中国国家制度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完善的重要方法.中央的一般号召与地方的鲜活经验的统一、集中统一领导与地方分头实践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式政策试验起作用的内在机理.自由贸易试验区从沿海到内地的不断增加和海南岛整体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启动,成为中国探索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路径.海南试验彰显了中国式政策试验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