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跨国数据协整分析

依据 88个国家 1990 - 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单位根与面板协整分析方法分别对全体国家样本、发达国家样本以及发展中国家样本的金融结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 ,发达国家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相关关系 ,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非常小 ;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且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大于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这与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国情相吻合 ,即不能盲目实行赶超战略和模仿发达国家建设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 ,并对当前我国选择以银行为主导、股票市场发展为补充的金融结构提供了有力支持。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模型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金融化适度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将企业创新作为路径变量加入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过度金融化会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未过度金融化则表现为助推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企业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存在最优水平，只有将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助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与劳动力,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都是通过这三者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在经济模型中分离了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程中兼顾了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有利于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一国经济持续增长而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比增加物质资本投资更为关键;相比于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显著;相比于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在当前阶段更有经济效率。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分析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出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然后,采用静态IV-GMM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金融整体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两者都表现出很大省际和区域差异.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全国、沿海以及内陆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沿海区域的促进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全国而言,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而言,只有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     

劳动力配置扭曲与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配置扭曲被认为是抑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其中背后的机制还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包含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可就劳动力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模型的分析结构表明,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间的配置扭曲会抑制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并阻碍经济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型,同时通过这一作用机制也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了检验这一机制,基于1985—2015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间的劳动力配置扭曲确实抑制了经济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型,并通过这一中介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方式和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之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是成立。     

专利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的门槛效应分析

针对我国专利激增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低迷和经济增速下行的“创新悖论”现象,基于中国2002—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利用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专利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专利结构只有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时,才会推动经济增长,并促进产业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劳动密集型产业销售产值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销售产值的比值超过门槛值,即产业结构更加偏向于劳动密集型时,代表模仿创新的非发明专利比代表自主创新的发明专利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适宜地区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应与地区产业发展阶段和特征相匹配。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从宏观视角看,金融结构并不影响全社会资本积累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微观视角看,金融结构并不影响企业的融资选择和财务结构.由此可知,一国金融结构本身并不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更多的来自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制度的完善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度与自由度,而不是其金融结构.     

中国旅游业劳动生产率结构变迁效应研究——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实证分析

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间的关系可以借助结构变迁效应进行研究和阐释。文章使用Shift-share方法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实证检验了2000-2016年间中国省际旅游业劳动力要素流动对其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从"结构红利假说"角度阐释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研究表明,2000-2016年我国旅游业劳动生产率显著增长,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率增长效应。现阶段,我国旅游业"结构红利"和"结构负利"并存,需要进一步提升"结构红利"效应,促进中国旅游业劳动要素的合理流动,提升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潜力。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乌江流域为例

通过综合指数法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距离函数,分别测算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县域金融发展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并基于1999²015年数据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样本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但乌江中下游民族地区优于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下游地区好于上中游地区。进一步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技术进步效应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技术效率改进效应还没有得到体现;不同区域有所不同,上中游地区金融发展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下游地区却相反;分时期的估计显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尽管差异不大,但对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却是2007年前高于2007年后。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门限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门限模型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存在门限效应,但门限模型表明除股票市场外无论是金融发展处于较高水平还是较低水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中国金融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同时也验证了中国现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仍为线性关系.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与中国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演变

有效率的金融市场是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在经济学的发展不同阶段对金融与经济增长有不同的理论争议,林毅夫提出了一个国家应根据本国的经济结构建立最优的金融结构,在对上述理论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现状和金融结构现状,结论认为中国的金融结构正向适应经济结构的最优金融结构演进。目前中国的金融结构还未达到最优,这导致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论文最后提出了加快中国金融结构演进的政策建议。     

基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关系

针对近年来多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区域性或全球经济波动,结合全球产业重组和产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的时代背景,使用160个国家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Arch in mean模型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视角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再度进行探究。研究认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效应;金融发展(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既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也会通过弱化经济波动对增长的负面影响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经济体中更为明显。研究还认为,生产结构多样化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减轻波动对经济的不利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生产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完善的制度建设水平可以增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并加快建设金融服务体系,在稳步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坚持稳健化、规则化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健康的软环境。     

区域经济协调增长下财政支出的均衡路径选择

文章以区域协调增长为背景,探讨政府财政支出的均衡作用路径,在包含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区域模型中,讨论了财政支出边际贡献率和区域财政支出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影响,并模拟计算发达地区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支出规模,将有必要实施横向转移支付,缩小区域差距,并分析其政策含义。     

产权制度、金融结构和我国金融发展效率的实证检验

笔者在回顾当前金融发展文献基础上,探讨产权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关联性,利用我国金融时序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考察金融发展效率问题。检验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水平、产权制度和金融结构决定金融发展效率,也是我国金融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2)银行业越集中即国有金融控制程度越高,金融业发展水平越低,发展速度越慢。其中利率与金融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实际利率RR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因。(3)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我国金融发展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只有改革金融产权结构,实现产权多元化并形成与经济结构相匹配的竞争型金融结构,才能最终实现我国金融发展效率。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本文对我国31个省市和地区2000-201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同时考察经济开放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比率分别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对我国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反而带来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同样区域特征凸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区域内金融规模系数显著大于全国水平,彰显了区域发展战略中金融规模的重要作用。     

金融发展、证券市场开放与经济增长——基于金砖国家样本的检验

在索洛-斯旺框架下添加金融发展水平的参数分析金融发展水平对证券市场开放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得到金融发展水平能促进证券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金砖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显示:用名义的AREREA指标、实际的EW指标和资本流动指标度量的证券市场开放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证券市场开放有利于经济增长;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会促进该经济增长效应,而银行业发展水平对该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金融成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市场经济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资源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获得发展总是表现为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实质性增长。然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交换经济、货币经济、金融经济。在资源稀缺性的约束下,一国能否借助于技术进步与金融成长,从动态上释放经济发展的能量,使得在同一资源投入条件下实现资源供给的增长,使得跨越自然资源增长的条件约束成为可能,对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和计量方法的完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早期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现阶段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集中在金融组织主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结构演变的决定和影响因素、产业结构决定论和要素禀赋决定论等领域。     

制度变迁、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本文分析金融制度变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结论得出金融发展、金融深化、融资结构等金融指标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大,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较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技术的进步创新。由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不强,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增长,我国应大力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步伐,使之更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