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举措 突出重点 打造品牌 努力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新局面——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上的讲话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就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这一原则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了行动指南。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重庆市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局际联系办公会为领导机构,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工作平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利用科学研究指导保护实践方面,重庆市将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设立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重庆文化遗产学院,由此构建了"政府主导、学界介入、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庆模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及学术研究齐头并进(参看牟延林、谭宏《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以"重庆模式"为例》,《求索》2008年第1期)。2008年10月8日,重庆市政府在重庆梁平组织召开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方佳军和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汪俊在会上分别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了重要讲话。我们选编这一组发言稿,希望借此为全国兄弟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重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的,但稍嫌不足的是缺少一部专门性的法规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我们参照兄弟省份的立法例,结合重庆实际,起草了本条例的学者建议稿。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策略

河北省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除了拥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外,还拥有为数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北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工作,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为主、合理开发;抢救第一、传承发展;分类指导、科学保护;传承教育、强化传播等保护与传播策略。     

知识性文化遗产——泰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日本的"无形文化遗产"和韩国的"人间珍宝"给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理念。中国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取代了国内原本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概念。与我国西南部接壤的泰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提出了"知识性文化遗产"这一新的概念,并将之划分为七个领域。本文以泰国文化遗产保护为例,对比日韩的保护经验,以期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借鉴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的三维构架——地方政府、地方社区组织、地方居民

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目前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作为我国重要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国际、国家、地方三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义务与责任也进行了相应的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在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更具实际意义。文章通过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为出发点,从地方政府、地方社区组织、地方居民三个方面的保护主体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的三维构架。文章认为这三者在地方保护体系中应分别扮演组织者、承担者、参与者的角色。     

比较与借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于法制建设视角

在分析日本、韩国和法国三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的建议,认为:在日本、韩国和法国,公私法共同参与保护,三国政府都构建了中央到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管机制,由政府与民间共同出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高度重视培养全民的文化保护理念,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化。这些成功的经验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探析

我国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的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既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也是我们所应当承担的国际法义务。面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世界性课题，在进行立法设计时，应在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模式、原则等方面予以重视，以促进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整体性思考。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学者建议稿)

重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的,但稍嫌不足的是缺少一部专门性的法规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我们参照兄弟省份的立法例,结合重庆实际,起草了本条例的学者建议稿.     

文化认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意义在于借由小传统的维系,确保大传统的文化认同。这种意义决定了"非遗"的法律保护应当以公法保护为主导,并在区分文化商品与文化公共品、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的基础上,侧重于文化公共品的提供和文化"文法"的保护。这种保护方式和对象的特定性又决定了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应有适当限度,尊重"非遗"的文化本位性。我国"非遗"地方保护制度尚未提升至《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思想高度,在保护实践上还存在忽视民间文化小传统形成的规律性、挟制民间文化认同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文化认同的形成,应在尊重"非遗"规律性的基础上,调整公法保护机制。     

论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出发点

新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将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进到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新时期,西部地区在新时期开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新思路,积极探索适合西部地区特色的保护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

21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学术名词。它的出现为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影响并重构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形成了三股力量,地方政府通过文化展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源,重构地域文化记忆;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非遗保护,他们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追求文化记忆保护的完整性与文化本真性,另外由于理论知识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不对接,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与实践者,他们因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传承人是地方文化记忆传承的灵魂人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改变了文化身份,对地域文化建设会有一定影响,但地方知识话语很难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特殊性,希望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观照到不同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让“大教堂”携手“大集市”——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众包模式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国务院办公厅在2005年提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八字工作原则。经过多年实践,"政府主导"的行政保护机制已取得较好成效,而"社会参与"却明显不足,我国非遗保护仍面临诸多难题。为激励社会参与,本文建议在非遗传承与保护上发展建立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众包"模式,即在政府驱动的"从上而下"的引导与管理的前提下,发展网民参与的、"从下而上"的传承与保护模式,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大集市"效应。     

重庆市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与活态保护

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历史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探究重庆市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与活态保护，按照纺织产业链的顺序，梳理并对重庆市的国家级、市级和区县级三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分类。基于重庆市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提出重庆市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模式，以期通过对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发掘整理、研究、利用和活态保护，使其重新焕发生机。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对策

作为多民族聚居区,重庆市各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源远流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分布广、类型丰富、数量多.随着重庆市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民族文化生态正发生巨大变化,造成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出现逐渐消失的趋势.目前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资金投入不足、政策法规不健全和传承危机等问题,因此需要从加大经济投入、立法健全保护机制、及时普查抢救以及加强合作与研究这四个方面保护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学者建议稿）

重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的,但稍嫌不足的是缺少一部专门性的法规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我们参照兄弟省份的立法例,结合重庆实际,起草了本条例的学者建议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起到了领导地位和绝对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收益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多方参与。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应参照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状况,认真分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制定出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起到了领导地位和绝对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收益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多方参与.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