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日关系"死结",实现历史性民族和解——关于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若干思考

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重要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唤醒全体日本国民走向觉醒并紧紧依靠其不懈斗争、解决中日历史观冲突这一主要矛盾、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快祖国和平崛起进程等,是推动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五个因素;而加快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拓宽对日宣传途径和加大对日宣传力度、重新重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开展"全方位、等距离"外交和克服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影响、提防国人"狭隘民族主义 "的滋长和确保国内政治稳定等,则是当下中方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应集中做好的五项具体工作.     

甲午战争对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影响

近代以来日本海权意识不断膨胀,成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思想根源。甲午战争同时成为建构近代日本国民国家的逻辑起点,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向海外扩张的野心,形成了面对中国颇具优越意识的"蔑视型"的"甲午史观"。甲午战争从思想观念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国人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革。甲午战争及其后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干扰和打乱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甚至对当代的中日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日美三国体系框架下的日本新政权

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日本新政府内外政策的核心已初露端倪。稳定并振兴国内低迷的经济状况、重组日本经济结构、恢复民众对政府和未来的信心是新政府对内的重要任务。外交方面,如何处理好与中美这两个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大国间的关系是对新政府外交能力的考验。日美间就日本在印度洋对美供油问题上的若即若离显示了日本既想改变传统的美日同盟关系中"大带小,小服大"的不平等局面,又难以真正脱离美国实现自身目的的尴尬局面;对华关系方面,鸠山政府大力推广的"低碳革命"理念不仅是出于自身经济结构重组的需要,更有借此争取在中日关系上更有利地位的政治动机。而在与中国保持更为紧密经贸关系的同时,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领土等一系列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鸠山政府同样需要做好功课。无论鸠山政府对美和对华政策有何新意,都体现了一直以来日本追求其"普通国家"地位和政治大国的诉求。     

法德关系与中日关系比较

战后中日关系与法德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是法德在短短10多年间顺利实现了从宿敌到盟国友邦的历史性和解,而中日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反而陷入困境。德日不同的民族心理、对待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对共同利益的不同认知以及中日之间互信与交流机制的缺失是法德和解与中日关系困境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所在。中日关系要走出困境,必须在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建立有效的互信和交流磋商机制,同时继续重视民间交流。     

论中日民间外交

本文以战后中日民间外交发展为背景,论述了周恩来关于中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内容,分析了其基本特征。明确提出这一思想对推动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并对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日外交“新思维”与历史问题

国内有人主张要用"新思维"审视中日外交,并认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即使有,也可以搁置起来,国人不必揪着历史问题不放,要抑制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期得与日本的合作,以制衡美国.作者对中日外交"新思维"与历史问题的主要方面作了初步分析,认为发展中日友好不应该也不可能绕开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     

中日外交公关博弈

正中方调整公关对策,从强调本方主权立场,转变为提醒世人牢记二战历史,警惕军国主义复活和为二战罪责翻案,这些内容更容易为大多数国家所理解、认同自2012年9月,日本野田佳彦内阁正式推动"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起,中日两国就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愈演愈烈的外交公关博弈。2013年12月26日,自民党安倍晋三上台一年后,不顾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公然参拜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让中日之间的外交博弈变得更加激烈。     

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中日关系

近三年来,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局面。究其根本原因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缺乏正确认识,日本领导人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动摇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从政治文化角度进行剖析是解释中日关系的视角之一。政治文化作为社会观念形态,体现着人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取向,制约着国家外交行为的基本方式和基本走向。中日政治文化的交流互动,有利于两国人民加深相互认识,促进相互理解,推动中日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顺利发展。     

日本文化与当代日本外交--兼析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因素

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 ,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 ,以至于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日本文化模式的价值精神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他们共同影响着日本的外交。本文对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因素进行了浅显的尝试性的分析 ,集中阐述了美军占领时期日本的“无常”表现、提升“自主”权益中的日本富国意识因素、维持日美“基轴”关系与对美“说不”及其文化动因等     

走出中日关系的困境——兼论对日新思维

中日关系面临建交以来的严峻考验,而地缘政治和不断加深的双边经贸往来,迫切需要新思路来破解"政冷经热"的局面。"对日新思维"虽然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但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切实可行的策略。应当根据日本国民对于历史的不同认识,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措施,加强信息沟通以摆脱目前中日互动的"囚徒困境"。     

《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史论》简介

《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一一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史论》由苏州科技学闾院历史系祝曙光教授撰写,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全书共分八章,即第一章"二十一条要求":现代中日关系的梦魇;第二章巴黎和会:中日两国的激烈交锋;第三章华盛顿会议与日本;第四章日本外交与中国国民革命;第五     

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实践

小泽一郎通过提出和践行“保守两党制”和“普通国家化”两大政治理念,确立了日本新保守主义“理论旗手”的地位;通过推动“保守两党制”和“普通国家化”相关法案出台、分化重组在野党、强化日美同盟、开展联合国外交、影响狭隘民族主义抬头等,又扮演了日本政治右倾化“强有力推手”的角色。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强力推进的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不但深刻影响了近30年来日本政局的基本走向,而且业已成为日本新老保守势力共同的政治诉求和奋斗目标。对小泽一郎思想理论的持久引领作用、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给未来日本政治走向和中日关系走势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并作出准确的评估。     

夹缝求存: 在日中国人研究 (1858—1871)

1858 年日本与欧美诸国先后缔结修好通商条约, 大体构建了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近代条约 体系。 由此直到 1871 年 《中日修好条规》 签订, 在日中国人一直以 “无条约国民” 的身份生活在开港后的 日本。 为了寻求出路, 他们往往通过借用欧美商馆名义或受雇于欧美商馆等形式获得合法的居留和贸易权 利, 因身份而受到多重限制和双重管理是当时在日中国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通过对这一时段在日中国人的 生存状况及其管理问题的历史考察, 既可加深对日本华侨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历史作用的理解, 也可为深入 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提供线索。     

中日首脑外交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中日关系迎来了两国复交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首脑互访频繁,互访次数位居大国之首,极大地推动了双方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中日首脑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发挥了显著的管道作用。可以说,这一阶段中日关系迅猛发展,首脑外交是双方关系得以实现的重要推进器。     

1919年日本报纸对华态度之转变——以《大阪朝日新闻》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1919年,以《大阪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日本报纸对中国国内的社会动态进行了密集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其对华态度经历了比较明显的转变过程:从—开始积极倡导“日中亲善”,到巴黎和会后对中国强硬批评;从五四运动期间感到愤怒和失望,再到五四后期对中日关系表达深切担忧.日本报纸的这种态度变迁,与日本政府在不同阶段的对华政策与外交形势密切相关.在政府的严密管控下,日本报纸一方面通过倾向性报道配合本国的外交方针,同时亦反过来试图影响政府的对华立场.有关这一历史事实的解读和分析,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中日关系以及改进对外宣传方式仍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日侨归国考——20世纪50年代中日关系一瞥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苏冷战和朝鲜半岛热战，主动开展人民外交，通过民间合作，从1953年至1958年先后协助21批在华日侨回国，赢得日本人民的欢迎和感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瞻远瞩的政治胸襟。日本政府在“日美同盟”框架下，不仅尽量避免与新中国的官方接触，而且以“情况不明”的四万人问题、“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等，无端指责中国协助日侨归国的政策与事实，甚至在大多数日侨归国后再次“弃民”，中断在华日侨的归国路。这反映了人民外交遭遇政治强权和国际霸权的无奈与现实，既无法保障中日民间合作协助日侨回国的顺利进行，也难以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只是中日关系从“以民促官”走向“半官半民”的量变积累。     

析中日之间的信任问题

导致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战略性困境”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两个国家间严重缺乏信任。中日之间信任度低的原因主要包括: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70年的侵略,成为当前中国不信任日本的历史根源;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国家制度的差异;中日之间的争端使两国国民感情上的距离渐行渐远。但中日之间利益的互补性以及共有利益的存在为两国信任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中日双方可以通过“强化相互依存;构建共有观念,加强身份认同;以及强化‘自我约束’”等路径来构建中日之间的信任机制,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民族和解的德法模式及其对中日和解的启示

民族和解是敌对民族之间结束冲突、实现稳定和平的根本。二战时期,中日民族与德法民族都曾发生过战争,但今天二者却面临完全不同的命运。德法民族已经实现了彻底的和解,重新塑造了欧洲地缘秩序。民族和解的德法模式包含三个特征:加害民族积极承担战争责任,并实现对国内社会的系统改造;实力强大的"第三者"积极推动,为民族和解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害民族与受害民族相向而行,推动民族和解的动力从共同利益转向共同认同。与德法和解形成明显对照,目前中日和解正面临着"烂尾化"的风险,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明显的单边和解倾向、共同认同的缺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分离等等。当前,中国正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借鉴民族和解德法模式的积极经验有着重要意义。     

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作用.周恩来的信念、思想、性格、人格等,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每一个方面都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有着多重的关连.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有着极强的原则性,而作为个人的周恩来又充满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中日关系史中的周恩来是个人与总理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的形象,才是深刻在日本许许多多友好人士心中的周恩来.同时,也正是这样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周恩来,使得日本的各个阶层的众多人士,为了中日关系的改善同中国政府一起构筑了一道别无他例的中日之间的"统一战线".     

中日甲午战争与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重要问题之一,日本主张依据国际法"无主之地、先行为主"原则,拥有钓鱼岛主权,实际上日本是通过甲午战争手段获得钓鱼岛。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前就已经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日本是在甲午战争期间实现对钓鱼岛所谓"所有权"。通过战争手段获得领土,在国际法上属于非法获得。日本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真实目的就是一方面限制中国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要窃取以钓鱼岛为核心的巨大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