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

历史时期长江水灾发生的规律表明，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地区开发的加强，生态调节机制的破坏，长江水灾越到近期越为频繁。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之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当前，加强生态保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围湖造田，实施高科技减灾工程，是谋求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良策     

长江大保护政策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思考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大保护是基于长江经济带战略而提出的急需完成的一项严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实施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建设一个绿色生态廊道。长江流域为血吸虫病流行主要地区，如何在保护长江生态的同时，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对血吸虫病消除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文章对长江大保护政策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剖析，提出完善部门间联防联控机制，加快创新技术研发，加强野生动物监测和家畜管理，提高人群防护意识等建议。     

长江水文化:时代命题及其构建

长江流域在历史上形成了丰厚的反映长江多样地域特征的水文化,对流域人类生存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今天立足于整个中华文明及国家大战略的视野来审视长江历史上形成的水文化,就可以看出仍然缺乏对于长江水文化系统、整体的认识,缺乏一个能够包容长江各流域段和各支流流域,特别是能反映长江系统性、整体性的水文化概念。长江水文化概念的提出,目的就在于构建起关于长江的水文化系统,使“长江水文化”成为代表长江流域水文化的整体性符号。通过长江水文化的构建,使长江各流域段和支流流域的水文化整合为一个整体,同时结合当代发展的需要,注入新的文化支撑要素,构建起长江水文化的支撑系统。长江水文化的构建不仅对传承保护长江的水文化遗产有重要价值,对于今天推动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实现长江大保护、流域高质量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论建设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法律架构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维持生命和从事各种活动的物质基础。本文全面论述建设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提出建设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法律架构思考的六项建议。     

从长江黄金水道到长江经济带——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思考

本文从长江干流9省市的经济分析入手,从生态长江、现代物流视角,探讨了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问题。文章利用智猪博弈理论,针对长江经济带难以真正形成经济体的症结,提出以国家战略管理长江,呼吁"大猪"(下游省市)先动,以此推进和完善长江供应链体系并建立上下游资源与生态的补偿机制。     

长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态及其主要特征

民族文化生态旨在探明民族文化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特别要揭示民族文化赖以生成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本文阐述了长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揭示了长江民族文化生态的地域性、开放性、和谐性、节律性和变异性等特征。     

唤醒全民族的生态安全意识

国家生态安全与军事、政治、经济安全一样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国家生态安全的概念、特点 ,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安全问题 ,以及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对策和措施。     

论我国生态安全建设的法律保障

立法体系的不完善与执法力度的不足导致我国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加强生态安全建设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根本。在分析我国生态安全建设中所存在的立法和执法问题及其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探讨了在生态安全建设中建立良好的法律系统的途径与措施。     

维护健康长江 促进人水和谐

随着长江流域向小康社会加快迈进，三峡工程初见效益，南水北调等工程开工建设，长江治理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进一步开发利用长江，让长江更好地造福于人民，不仅是长江流域而且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必然、长期的要求。最近，由水利部等发起举办的首届长江论坛，通过了《保护与发展——长江宣言》。宣言既充分肯定长江保护、治理与开发的成就，也密切关注粗放型经济带来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既高度重视资源的开发利用，也高度重视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与生态、环境保护。     

长江上游水生态涵养区生态安全走廊建设研究 ——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生态危机的爆发已经严重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这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挑战,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在对区域生态共同体的内涵、构成要素、特征及实践成果进行分析的前提下,结合"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生态安全走廊建设的具体实践和困境,论述筑牢示范区生态安全走廊,优化示范区生态安全格局是构建区域生态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依据示范区的自然地理单元区划分和生态安全走廊建设的具体要求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顶层设计,筑牢辐射区划层生态安全走廊;第二,强化协同共建,建设协同区划层生态发展区;第三,加大生态红线管控,优化生态布局,强化生态共治共建,筑牢核心区划层生态安全走廊,构建区域生态共同体.示范区生态安全走廊建设展现出的新经验、新面貌将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借鉴.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灾与救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水灾多发期。水灾主要集中在5、6、7、8月和长江、黄河流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社会经济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救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实物救助、调粟赈民、减免租调、借贷及兴修水利等一系救助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长江法》的构建与流域管理体制改革

长江流域的水体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长江法》实施对长江的严格管理和有效保护。长江立法的核心问题在于流域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我国目前的流域管理体制存在机构设置重叠、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等现状,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的性质和权限不足于实现综合统一管理的职能。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改革流域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初步构建其体系,从创设新型的流域管理机构、流域监督机构、流域管理委员会以及明确地方政府职责等方面提出建议,从而为《长江法》的制定奠定理论基础。     

近代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与社会影响——以苏北为中心(1900—1949)

近代以来(1900—1949)苏北淮河流域内多次遭受洪涝灾害和旱灾的侵袭,水灾发生的频率高且破坏力大。水灾频繁的原因不仅与季风气候、黄河夺淮等自然条件有关,同时也与近代以来人为决堤、治水不力等因素有关,这其中1931年的大水灾影响最为深远。旱灾的发生频率要低于洪涝灾害,且多发生在夏、秋两季节,尤其是1929年旱灾最具代表性。水灾和旱灾给近代苏北淮河流域带了巨大影响,使得流域内的经济失序,生产生活遭受打击,水旱灾害发生的同时也易带来各种次生灾害,同时水旱也破坏了苏北淮河流域内的社会秩序,对社会稳定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嘉陵江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嘉陵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嘉陵江流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为流域开展生态旅游活动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是流域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并没能发挥其应有的生态旅游价值,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和落后的流域旅游经济形成强烈反差。嘉陵江流域是四川省同时也是中国西部生态旅游资源极具开发潜力的一个区域,后发优势明显。本文从生态旅游资源优势、生态旅游产品和项目等方面论述了嘉陵江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长江下游地区挖入式港池口门宽度的计算方法

受长江航道的自然地形水深和南京长江大桥通航净空的限制,港口物流服务的腹地纵向延伸和广域化辐射受到较大阻碍,因此,在长江下游河段新建的港口宜尽量兼备承接上游来船转运出海的功能和由海轮转驳江轮的功能。现行规范对于挖入式港池宽度已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于船舶进出于两码头之间的挖入式港池口门宽度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从航道角度出发,引入航行漂角和偏航角概念,着力于阐述船舶进出于两码头之间的挖入式港池口门宽度的计算确定方法。     

双重角色:九江的历史与现实

九江特殊的位势,使其所扮演的角色带有双重性。近代开埠通商以前,九江不仅是江西的地方行政中心之一,同时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货物调剂中心;近代开埠通商之后,九江成为江西进出口贸易的中心,但随着上海与汉口等城市的崛起,九江在长江流域开始边缘化;因此,如何处理九江与江西以及九江与长江流域的关系就成为当今九江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     

实施《长江保护法》的司法导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分析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也是长江绿色发展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总结了长江流域司法实践经验,指出今后长江保护司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走向。司法政策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案件类型,示范了多样化的环境资源诉讼程序,对提升《长江保护法》的适用性有司法指引意义。未来司法政策还需完善气候变化类和环境治理服务类的典型案例,推行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论长江流域治理的协调机制

流域协调机制是现代流域立法成熟后的产物,长江流域协调治理与系统保护的整体目标之间存在不小差距,协调机制难以满足流域长期性管理的需求;协同立法机制仍有待完善以及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合作不足等问题一直制约着长江流域整体的协调发展。推动流域协调制度完善,需要完成对流域协调机制的体系化建构,明确流域协调机制的法律定位和构成要素;要建立流域协调的实体机构并明确其职责和权限,明晰流域协调的行政协作运行流程,确立流域协调的立法协作细化规则,加强流域协调法律实施的整体联动。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和科技创新支撑下的经济发展效率测度分析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基于PCA-SE-DEA理论的组合模型,对其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定量检测,分析影响其发展进程的要素体系,并重点对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收敛检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成因.同时,基于C-D生产函数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因素在长江经济带当中的关联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目前未能达到我国平均水准;位于长江边缘地带的各省市在科技创新效率方面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并且这一差异呈现扩大态势;在影响成因当中,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影响最大,科技投资、科技输出以及科技环境对于地区经济的良好发展尤为关键.因此,长江经济带需要整体调整和规划,构建协调机制,形成流域整体创新创业的良好运作系统,全方位提升科技创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