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冲击与中国房价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

构建包含金融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HDSGE)模型,考察金融冲击对我国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包含金融冲击的模型相对于未包含金融冲击的模型更好地拟合了我国经济的现实;金融冲击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并且积极的金融冲击在增加房地产部门投资的同时降低了其他部门的投资;同时,金融冲击具有扩大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加速器”作用.进一步对房价波动进行贝叶斯冲击分解,分析表明:在短期和中期,金融冲击是推动我国房价波动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在中长期和长期,货币政策冲击仍是我国房价波动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应积极利用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冲击的效应稳定房地产市场,不过在利用金融冲击时需要注意其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产生的负面效应.     

金融开放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金融开放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采用金融压力指数法对2009年1月至2020年9月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进行测度发现,金融开放过程中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现螺旋上升态势且金融系统脆弱性风险较为突出.此外,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对金融开放与风险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与汇率波动风险和债务违约风险存在长期正向关联,而与金融系统脆弱性风险和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基本呈负向关联.同时,这种联动具有非线性特征,并且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存在显著的时变性和异质性.其中,金融开放对汇率波动风险存在显著的长期影响,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正在逐步衰减,而对金融系统优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倒逼作用也在日益强化.因此,应着重强化汇率风险敞口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不断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与外债结构.     

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外汇市场波动的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

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为确保国内金融稳定发展,本文基于TVP-VAR模型的方差分解计算时变波动溢出指数,通过构建金融市场间波动溢出网络,深入探讨外汇市场波动对我国其他金融子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汇市场对其他金融子市场存在显著的时变风险溢出效应,在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疫情等极端事件冲击下,外汇市场的整体风险传染能力显著提升,但外汇市场对其他金融子市场波动的冲击在方向与强度上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异质性。进一步,本文探究了外汇市场风险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外汇市场溢出效应受美国加息政策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整体看敏感性有所下降;汇率制度改革、贸易开放程度提高会增加外汇市场对其他金融子市场的溢出效应;在危机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也会增强外汇市场波动的溢出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对保障中国金融稳定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房价预期、房价风险与中国家庭股市投资——基于宏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预期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得到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拟从关乎国计民生的房价问题着手,以中国家庭股市投资作为落脚点,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与城市房价的宏观数据,实证研究房价预期对中国家庭股市投资的影响,进而说明房价预期管理对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研究发现,适应性预期对家庭股市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家庭对未来房价上涨的乐观程度和可预期的未来房价上涨则显著抑制了家庭股市投资。进一步地,加入住房价格风险因素之后,研究发现住房价格风险显著降低了适应性预期的正向影响,而没有显著缓解未来房价上涨预期对家庭股市投资的抑制作用。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房价预期对家庭股市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拥有住房且一套房、位于高房价增长率城市以及偏好风险的家庭上。研究结论为我国新常态下加强房价预期管理和住房长效机制建设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资产价格波动的消费需求效应：实证检验与多视角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住房与股票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越来越完善,房价与股价的波动也会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和财富的拥有量,而这两项在决定消费支出水平上是具有主导性作用的。对我国资产价格波动的消费需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房价波动对消费有着微弱的影响,而股价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则是不确定和不显著的。     

金融素养视角下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研究

负债和流动性资产配置是家庭的重要经济决策。我国家庭负债的持续攀升导致13.5%的居民家庭具有财务脆弱特征。本文以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效果。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金融素养的作用效果表现为风险转移效应、风险分散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投资组合分散化和信贷约束缓解等理性行为来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对财务脆弱性有更大影响。推动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水平,能够更好地引导家庭适度和合理地负债,有效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     

建立西部地区城镇失业监测预警体系的探索

现阶段和未来几年,在突发事件和经济急剧变化中,我国西部地区某些城市、某些行业的就业将受到严重冲击,失业可能会骤然加重,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城镇失业人数、失业率会进一步增加,就业形势将异常严峻.因此有必要从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和保持社会稳定的目的出发,借鉴国内外失业监测预警的成功经验和方法,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城镇失业监测预警体系,为有效地控制失业率上升和预防出现大规模失业提供帮助.     

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

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居民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部门的就业率。其中,自雇佣就业率显著上升,非自雇佣就业率未受显著影响;创业型自雇佣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的重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家庭和中等金融素养家庭就业具有积极影响,对农村家庭和低金融素养家庭的就业促进效应有限。     

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中的风险与防范

近年来,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其蕴含的风险也逐渐暴露.我国目前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主要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来实现,无论通过哪条渠道进行都存在一定的风险,都有可能影响到国内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一旦这种变化节奏骤然发生或超过一定幅度,就会对货币市场的平稳运行造成冲击,同时对我国的宏观调控、资本管制和债务管理都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以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家庭杠杆、企业杠杆与公共财政的时变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一个考虑内生性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效应测算模型,考察了1996—2018年间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对家庭和企业杠杆的影响效应及其时变特征.研究发现,政府投资与消费通过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导致家庭杠杆增加,这种效果在2013年后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偏高.政府税收通过降低企业收入迫使企业主动降杠杆;但长期上为了满足消费平滑安排需求,税收增加会导致家庭负担加重,由此抬高家庭杠杆.此外,政府债务发行由于挤占社会资源,抑制了家庭杠杆和企业杠杆,但2013年后该效应趋于稳定,并收敛于零.从时变乘数效应的影响因素看,经济增长、直接融资比例和房价波动等对八类冲击乘数效应的影响存在此消彼长关系.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政府或有债务风险及预算管理

或有债务风险是世界各国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特别关注及重视的问题。我国政府或有债务来源主要是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政府担保以及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等等。我国必须加强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管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面向全球经济的财政风险预算管理体制,从而减少或有债务风险对财政稳定性的冲击。     

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风险防范——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戒

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包括住房抵押贷款产生过程的一级市场及其证券化的二级市场。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发展迅速,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正在试点中。美国次级债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冲击,对我国的金融稳定和金融发展也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我国在个人信用制度和银行自身的风险防范方面都不及美国,如果出现房价下跌等问题而导致抵押的房产无法正常变现,无论是房地产抵押贷款,还是被证券化的相关产品,都会直接导致金融机构产生风险。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戒,加强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风险防范,繁荣发展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并发扬二级市场金融创新势在必行。     

基于风险网络视角的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断扩张,其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及风险外溢效应加剧了诱发区域金融风险的可能。基于风险网络视角,采用LASSO-VAR模型构建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溢出网络,分别从全国、经济区域与省际层面探讨隐性债务风险溢出网络截面特征与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总体溢出效应显著存在,网络结构具有“无标度特性”,风险溢出水平较高省份,其风险溢入水平也较高,反之则较低;第二,中部、西部、东部、东北部地区风险溢出水平依次降低,风险溢入水平则呈现为中西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依次减弱;第三,重大事件期间隐性债务风险总体溢出水平会出现提升。因此,需重点关注隐性债务风险的外溢效应与区域关联特征,进一步完善隐性债务风险的管理体系与外溢监管机制,并结合各地区隐性债务风险特点与重大突发事件特征,施行差异化管控机制、落实分域防控与跨域合作,以有效阻隔外部风险的冲击,高效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金融结构改革与实体经济“脱虚返实”——传导机制、改革逻辑与政策建议

脱实向虚不仅是资产价格泡沫激励下的企业逐利行为，更是融资结构扭曲在外生冲击下的必然反应。研究发现：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加剧了企业的信贷依赖，诱发了企业融资结构扭曲，导致企业在经济下行期因债务积压过重而转向金融化投资，从而推升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水平。债务积压对脱实向虚具有U型影响，即处于债务分布区间高低两端的企业脱实向虚水平均较高，但高债务区间下的脱实向虚更具经济危害性，因为该区间下的脱实向虚存在自我强化机制，使得U型拐点左侧的曲线斜率高于右侧。金融结构改革可以破解自强化机制，进而改变U型曲线的拐点位置和斜率，从而削弱脱实向虚企业的自我扩容能力。最后，推进金融结构改革的重点是修复资本市场功能，而修复策略应以减缓扩容、完善投资者保护为重点，且扶持企业技术创新能缓解金融结构改革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冲击。因此，构建“金融结构改革+创新驱动”的联动战略是实现防风险与稳增长双重目标的关键。     

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公众对经济信心增强

一季度大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收入感受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同比有所回升;房价满意指数环比上升,房价预期指数环比下降;物价满意指数略有回落,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下降;家庭月消费指数和预期月消费指数同比低位回升;投资理财产品意愿下降,关注投资高收益率的储户比例增加.     

税收竞争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作用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8—2020年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举借环节的增量风险以及使用环节的绩效水平为切入点，分析税收竞争对隐性债务治理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地区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尚处于合理范围内，良性的税收竞争降低了隐性债务举借环节的增量风险，提高了使用环节的绩效水平。随着《新预算法》的颁布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的推出，税收竞争改善隐性债务治理的作用被削弱。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税收竞争通过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改善对隐性债务的治理，并通过缓解预算软约束问题降低隐性债务举借环节的增量风险。审计揭示、整改功能的发挥对税收竞争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绩效有负向的调节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竞争影响隐性债务治理的效果在竞争强度、债务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有所差异。文章的研究对税收竞争结合金融审计改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并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欧洲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入21世纪,欧洲房地产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引发了人们对于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担忧.本文从房地产周期切入,将当前欧洲国家的房价上涨置于过去35年的历史背景下,分析这一轮房地产周期的主要特点,评估当前的房价是否与基本面相匹配.在此基础上,探讨房地产周期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文章认为,目前欧洲部分国家的实际房价正面临接近峰值的风险,一旦房价急剧下滑,将对家庭的财富水平、借款能力和消费支出以及金融部门的稳定性产生冲击,给整个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趋同与差异:中日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与对策

家庭金融投资的目的在于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变迁极大地对动了中国和日本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趋同.然而,面临相似的风险,中国和日本应对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策略却有所不同,日本政府、金融中介和投资家庭的互动更加有效地保障了日本家庭金融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人口老龄化、房价变动与政府债务规模扩张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房价的全局性上涨，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造成经济持续增长的乏力，同时对人力资本的跨区域配置结构和效率、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如何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结构变迁、化解房价上涨和债务违约风险之间的两难，已然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全国要素统一大市场亟须解决的问题。对此，文章构建了两区域一般均衡框架，对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地区老龄化程度变化、房价变动和政府债务规模扩张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模拟了地区老龄化程度改变这一政策情形；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主要取决于由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土地融资渠道，而非老龄化造成的财政收支渠道。上述理论机制得到了中国省级数据的完整验证，同时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地区老龄化程度及其隐含的劳动力结构差异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