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早期地方自治思想中的民主观

192 0年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在湖南实行地方自治的理论。其中 ,民主思想是这一理论的核心部分。此时 ,他的民主观有了新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他对“人民”概念的理解以及民权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上 ,这对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他的民主思想依赖于自治政体的实现 ,因此 ,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青年毛泽东政治理论取向的转变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来说,是接连而来的猛烈冲击。它激起了空前的思想解放高潮。毛泽东也同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精神上受到极大震撼。从此,他开始将视角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现实。他曾创办《湘江评论》,致力于“呼声革命”;然后又积极投身于驱张(敬尧)运动与自治运动,作改造湖南的尝试。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和平请愿的方式决不能达到社会变革之目的。于是,他决心改弦易辙,另辟道路。但探索新的道路,需要有理论的启发和引导。因此,攻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师友切磋琢磨,参与理论界的辩论与批判,就成为毛泽东政治理论取向转变的决定性关键。     

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历史沿革及 逻辑分析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倡导的“改变世界”的哲学的重要概念保证。因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的正确理解与准确掌握，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进程中是极为重要的，是其基本的认识论保证与重要环节。但是，通过分析毛泽东的实践思想则可以看到，“实践”概念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一开始就已确立，而是经历了由“运动”“调查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历史沿革，通过澄清这一点并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可以进一步认清毛泽东实践思想是如何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从而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融为一体，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毛泽东、蔡和森建党的思想渊源

新民学会成立时,毛泽东、蔡和森就有向政党发展的志趣,提出力争"三年之内,务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同影响,毛泽东、蔡和森对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有不同的选择.蔡和森通过赴法勤工俭学,直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教训后,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湖南分部.     

毛泽东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1942年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同志全面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与得失,对于新文艺运动中已经提出的、长期未能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精辟阐发,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今天,当国际风云变幻,共产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受到严     

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提高马克思主义教育水平

五十年前,毛泽东同志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五十年后,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民族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以建设有中国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

探讨“大本大源”是湖湘文化的传统,“原道”是湖湘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原道、卫道乃至殉道成为湖湘文化规约下湖南士人人生基本的行为主导方式。毛泽东、蔡和森等灿若星河的一大批“五四”时期湖南有志青年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与他们在湖南的文化氛围里形成的“原道”精神密切相关。在“五四”时期短短的6年时间里,湖南社会经历了反袁、驱汤、驱傅、驱张,湖南自治运动,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反日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形成了湖南人一个探讨“大本大源”的“原道”过程,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链条。而“五四”时期的湖南报刊,则成为这一历史转换、文化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成为这一代人才渡河之舟桥,冶炼之熔炉,砺剑之硎石。     

毛泽东早期民主思想的历史嬗变

毛泽东早期民主思想发轫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使他具有反抗压迫,同情贫下中农的政治倾向。到东山学堂读书使其直接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出于对康梁改良主义的崇拜,毛泽东萌生了改良主义的民主观。辛亥革命前后,在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风暴中,毛泽东逐渐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观。一师毕业后,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使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且接触到了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成为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契机。在经历了"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后,毛泽东彻底告别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民主战士。     

民国初年的湖北自治运动

民国初年 ,“联省自治”运动一度形成席卷全国的潮流。湖北自治运动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一部分。军阀割据自雄是其诞生的历史背景 ;以王占元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对湖北的苛严统治与压迫是湖北自治运动的主要原因 ;“省长政潮”与“武、宜兵变”是湖北自治运动的外因 ;而湖北精英阶层的协同努力则是其主观因素。与其他省份的“自治”运动相较 ,湖北自治运动具有他的特殊性和进步性。     

从改良到革命：青年毛泽东关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以“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视角

文章以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例,分析了毛泽东对于改造中国道路“由改良而革命”的思想转变历程,从而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无法空谈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孰是孰非;毛泽东对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主要是依赖于“事实上能否做得到”这一实践经验而做出最终选择,而少有理论清理的痕迹,这对于以后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     

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倾向及其转变过程

五四运动前后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我国理论界一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 ,毛泽东在 1 92 0年冬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笔者认为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史料分析表明 ,毛泽东是在 1 92 0年底 1 92 1年初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尔后通过参与组织工人的政治活动逐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世界观的转变和政治立场的转变有一致的方面 ,也有不一致的方面。从最初的主观唯心主义到唯物史观的基本确立使毛泽东最终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民主改良主义而转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 ,但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不甚了解 ,又使得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只是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 ,当唯物史观已经被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后来的毛泽东所基本接受和掌握时 ,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传播尚在起步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有了一定的理论准备而这种准备又不很充分的情况下成立的。     

李达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贡献

过去我们把李达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这一定位忽略了1920年至1922年间李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伟大贡献。“一大”召开前,他与陈独秀、李汉俊一起积极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他是论战的主将;他参与了与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主编《共产党》月刊,为建党开辟思想舆论阵地;从1921年2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嵇文甫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

嵇文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他积极宣传普及唯物史观，领导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河南分会，创办了《新史学通讯》。他一生致力于历史问题的现实考察，构建了历史评价的理论体系，书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精彩篇章。他一贯强调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总结规律，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始终捍卫着历史主义以及阶级分析必须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五四"后期陈独秀人权思想探析

自1920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人权观上也表现出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旨趣.他批判自由主义人权观,提出通过阶级战争建立人民政权以实现人民的权利,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女权问题,阐发了无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观点,同时侧重诉求劳农阶级的权利,尤其是第二代人权.这些主张表明,"五四"后期陈独秀的人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在互动中前进

自192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和中国现代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定了须臾不可偏离的历史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过来又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是在互动中不断向前推进的。     

评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

在青年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在于它由辩证法生出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第二国际那种消极观望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而是号召民众起来革命、走向解放的批判号角;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不是自然辩证法,它的核心内容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青年卢卡奇在强调辩证法的历史性、总体性、革命性、批判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时,和马克思所要达到的历史科学还是有距离的,难免出现一定的理论偏差.他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解读中既有"复原"其本真规定的一面,又有偏离其理论实质的一面.     

李汉俊是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最早斗士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命运一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党初期除了被军阀政府诬为“过激主义”而遭到攻击和封锁外,还受到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所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思潮的挑战。于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战线上与他们展开了论战,其中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最旷日持久。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场论战的起始时间还没有搞清楚,因而对论战的内容、意义的探讨就存在着巨大的空洞。本文指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是在1920年底,由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而引发的,而在此前6个月,李汉俊在上海《星期评论》第20号(1920年5月)上发表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就已展开。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与新史学的创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社会史论战为主要学术背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和传统史学的研究，不仅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予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有重大突破，逐步构筑起一个新的史学研究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同时，它还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个新学科的先例，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学术界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共产党》月刊研究综述

1920年创刊的《共产党》月刊是我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紧密的联系。《共产党》立足于世界情势,与非马克思主义展开论战,有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党》还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理论筹备做出了积极贡献。     

略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

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第一,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阵地。第二,肯定列宁、毛泽东及其历史地位,并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第三,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第四,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践和时代感特征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