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型”政权——多重结构中的乡镇政权特性

乡镇的“中心工作”表征了乡镇的功能与角色特征,藉此能透析乡镇的某些具体特性。然而,这个视角仅能反映乡镇政权特性的各个侧面,难以揭示深藏于其所处的多重结构之中的本质特性,即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处的乡镇既列于官僚制组织序列的末梢,又处于一个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之下,同时还面对一个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这一独特的多重结构型塑了乡镇“维控型”政权这一本质特性。若要型塑这一特性,势必将国家政权建设着眼于乡镇政权运作的结构之上。     

基层信访治理中的“包保责任制” 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 以鄂中桥镇为例

本文以桥镇为个案,运用国家、基层政权和农民博弈关系的三层分析框架,阐释了乡村基层信访治理中“包保责任制”的实践逻辑和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尽管“包保责任制”能够强化包保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访治理工作难题,但监控环境与空间隔离、监控技术与社会基础、监控强度与道义压力这三大矛盾使得这一制度的运行陷入困境,滋生了越来越多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的“目标替代”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了中国科层制运作的三大矛盾,即理性科层制与非理性运作的矛盾、专业化与综合性的矛盾、常规运作与非常规任务的矛盾,并给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本研究强调,在中国基层权力运作中,长期而广泛存在的名实分离的矛盾现象,不仅仅是科层体制内部各行动主体博弈的结果,也不纯粹是一个组织激励问题,而是由科层体制与乡村社会的合力所催生。由此,在推进基层政权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就不能局限于制度建设层面,还要考虑是否具备支撑现代基层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科层为体、项目为用：一个中央项目运作的组织探讨

当前中国政府组织中项目泛滥,其运作往往离不开科层体制,要想深入理解项目运作,就要探讨它与科层制的复杂关系。立足于基础性组织理论,本文提炼出项目制的三重构成要素,并与科层制进行比较,勾勒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看似融合背后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项目统一规划与科层条线传递之间的张力;项目的时段性与科层的常态性之间的张力;项目的目标导向与科层的规则导向之间的张力。在当前政府科层体制缺乏有效外部约束、项目发包方与需求方隔离过远等条件下,这种张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呈现出“科层为体、项目为用”式的项目运作机制。本文以中央农口项目的整合为案例,指出这项中央、省级和基层均有意为之的变革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来自上述系统性张力。本文通过对多级科层组织策略实践的考察,具体而微地刻画了这种张力的表现形式。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诸多伦理性、道德性的内容,致使司法体制与乡村现实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抵牾。本文借由一起诉讼揭示了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甩干”机制。基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会按照形式理性的要求,以洁净化、纯粹化为目标,甩掉道德、习惯等诸多非法律的元素,实现对案件事实的重新建构,以一种生硬、执拗的方式对案件进行权威性的裁决。“甩干”机制源自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案件“受理”与“审理”的特殊制度设计,同时也是基于法律形式化要求的无奈之举,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式司法的“无知之幕”特色。“甩干”机制揭示了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及内在张力。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乡村房产纠纷中的成员权及其实践逻辑

当代中国乡村有很多围绕房产而产生的纠纷,其实践逻辑是家族共财制和村落成员权,因此,家族和村落就成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态;而村落成员权则是村落传统的发明,呈现了“公”、“私”相对化的实践逻辑。乡村纠纷就是如此之复杂,以至于用简单的概念化书写不足以解释。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互助合作实践的理想建构——柳青小说《种谷记》的社会学解读

本研究试图通过有关农民互助合作的意识形态表达来探讨这样一个社会观念史问题：合作化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语境中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它们体现着什么思想观念,遵循了怎样的逻辑,其理念化的构想具体是如何展开的,且在乡村社会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结果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并形成了哪些悖论？笔者选择以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历程而著名的当代作家柳青的小说《种谷记》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来透析在其作品中所建构的当时行动主体有关互助合作的理想追求及其实践,从而分析这一理想建构发生转换的逻辑和机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点：（1）在政治和阶级分析话语的主导下,原本旨在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组织起来”的努力却贬损了乡村中的重要生产主体--中农,同时也使得向来对乡村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发挥着“激励劳动的因素”功能的乡村经济伦理开始式微;（2）在以“为公”取代“为私”的理想道德实践中,隐含着以“公家”取代“众人”的逻辑转换;进而形成了以“公家-代理人”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由此阻碍了团体格局的形成。     

后农业税费时代乡镇政府的项目包装行为:以东北特拉河镇为例

本文以东北某农业乡镇--特拉河镇为例,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结构的变化,以及在这种结构之下乡镇政府的项目包装行为。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主要是一种“向下要”财政结构,乡镇政府主要是通过向农民征收税费的形式来实现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税费改革之后,“项目财政”成为乡镇政府增加本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这种财政收入的获得是乡镇政府通过申请“项目资金”来实现的。通过对特拉河镇大鹅养殖项目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乡镇政府项目申请过程中,镇政府将大鹅养殖产业链条上的每个流程都包装成为项目,以此向上级政府申请资金,并且通过虚报数量、宣传、政绩化等手段来提高项目申请的成功率。笔者认为,“向上要”财政结构决定了乡镇政府的项目包装行为。     

退“公”进“私”：政府渗透商会的一个分析

本文分析了苏南一个乡镇中四家商会的组织和运行状况。特别关注乡镇政府一方面在集体企业产权结构变革中退出对企业资产的控制，另一方面又积极渗透进私有企业主商会组织的行为。本文描述了政府渗透下商会组织的特征，讨论了政府何以需要商会、企业主利用商会做什么、政府何以要渗透商会，以及企业主何以接受政府的渗透等问题。从中可透视国家政治制度在私有产权的控制和运用中的作用。     

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黑龙江省巴彦县乡镇撤并为个案

乡镇行政区划是地方政府组织系统的微观基础.乡镇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在政府职能转变、城市化发展和交通通讯状况改善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有助于减轻财政和农民负担,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和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有序推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在探索乡镇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创新的问题上,黑龙江省巴彦县的乡镇撤并个案值得研究.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 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上）

本文系统梳理了社会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几项产权研究,试图从占有、经营、治理三个经典理论概念出发来分析乡镇企业的生成结构和运行机制。文章指出,乡镇企业在占有关系上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承包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相融合,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并以此寻求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乡镇企业作为社会运行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也充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     

关中经济带小城镇建设发展思路探讨——西安临潼区新丰小城镇建设现状分析及设想

新丰镇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单位,其发展有着较好的区位优势和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制约其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对新丰小城镇建设进行长期的实际调查,探讨其依托区位和交通优势,积极接纳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商贸、仓储、物流等服务业.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工业化、专业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为新丰小城镇建设提出切合实际的设想方案.新丰小城镇建设的成功实践,为处于同一区位的关中经济带小城镇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关中经济带小城镇发展要立足实际,发挥优势,循序渐进,强化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关中经济带城乡社会"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转型期地方政府信用资源流失的制度分析

信用资源不断流失、信用能力不断下降是转型期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它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权威 ,提高了政府运作成本 ,并使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受到侵蚀。从公共管理的制度层分析政府信用资源流失的主要根源 ,并探讨如何通过优化公共管理的政治制度架构 ,改革公共政策制订实施的相关制度 ,建立政府信用责任机制和制约机制 ,不失为一种提升地方政府信用能力的对策思路。     

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实现

乡镇政府是农村社会的＂法人行动者＂,尽管它的组织形式一度为人民公社,其职能也曾表现为政治统治型和经济发展型,但它始终在农村公共服务与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乡镇政府是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组织者,应该凸显公共服务型和治理型的功能。如此,为实现其与角色对称的功能,乡镇政府可以通过明确重点服务域、确立决策权威、增加服务资金投入等践行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管理功能。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下）

本文系统梳理了社会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几项产权研究,试图从占有、经营、治理三个经典理论概念出发,分析乡镇企业的生成结构和运行机制。文章指出,乡镇企业在占有关系上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承包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相融合,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并以此寻求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乡镇企业作为社会运行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也充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     

Multiple Social Network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Existing research on grassroots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dopts a network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social vehicles including clans, clan clusters and popular beliefs in improving village governance. However, most of this research has concentrated on analyzing the way in which horizont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lead to effective village governance. It has thus to some extent neglected the basic reality of the overlapping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op-down”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the informal structure of village governance. In fact, an analysis that proceeds from the features of the government’s own organizational network,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village itself and the position of its elites in order to focus on modes of interaction within the village under the intermixture of (formal) system design and (informal) social relations, shows that differenc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s promotional networks resulting from the traits of key officials affect the speed of policy dissemination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s mode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village elites. Moreover, differences in these modes of interaction further influence the subsequent operation of self-organization based on social traditions (“filial piety” or “morality”). At the same time, structural elements, includ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village itself, determine whether self-organization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 the long term. This finding can serve as a reflection on and critique of the theories of “strong government” and “tradition” current in academia.     

Country v. City: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Country and City Living in a Small Country Town

This paper represents an attempt, by sample survey, to assess the attitudes of the residents of a Queensland country town to city and country living. Responses to questions on a number of aspects of living suggest that country people see the city as economically advantageous to them, but that it is a ‘cold’, even hostile, place to live in. The country is relatively friendlier. The easy pace of country life, while its main asset, may be susceptible to a rapid growth policy of the ‘selective decentralisation’ type. This affords a dilemma for policyma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