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政权:以桔镇为研究对象

乡镇政权运作的悖论在于其形式上的科层制设置与实质上的非正式运作,这不仅体现在权力运作的技术和策略上,更表现在乡镇对自身结构的转换上。本文以桔镇为典型个案,通过桔镇政权的职能与机构的组织配置以及“财”与“政”的运作,清晰地展现了乡镇政权非正式运作的实态,进而透析了其非正式运作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权的非正式运作源于乡镇的一种“上下之间”的独特处境,即乡镇既位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型科层制之下,又被置于一个非程式化的乡村社会之上。这种处境使乡镇嵌入三种关系之中：压力体制与科层体制的关系,压力性任务与资源匮乏的关系,以及程式化科层组织与非程式化乡村社会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存在使乡镇政权组织必须在压力型体制、科层制和乡村社会的胶结状态中寻求自洽的生存之道,并最终型塑了乡镇政权运作的逻辑与特征。     

基层信访治理中的“包保责任制” 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 以鄂中桥镇为例

本文以桥镇为个案,运用国家、基层政权和农民博弈关系的三层分析框架,阐释了乡村基层信访治理中“包保责任制”的实践逻辑和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尽管“包保责任制”能够强化包保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访治理工作难题,但监控环境与空间隔离、监控技术与社会基础、监控强度与道义压力这三大矛盾使得这一制度的运行陷入困境,滋生了越来越多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的“目标替代”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了中国科层制运作的三大矛盾,即理性科层制与非理性运作的矛盾、专业化与综合性的矛盾、常规运作与非常规任务的矛盾,并给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本研究强调,在中国基层权力运作中,长期而广泛存在的名实分离的矛盾现象,不仅仅是科层体制内部各行动主体博弈的结果,也不纯粹是一个组织激励问题,而是由科层体制与乡村社会的合力所催生。由此,在推进基层政权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就不能局限于制度建设层面,还要考虑是否具备支撑现代基层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     

项目制扶贫的运作逻辑与地方性实践--以精准扶贫视角看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

通过对国家级贫困县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运作逻辑的探析发现,依附于科层制之下的扶贫项目在实施前的选择性平衡、实施中的反科层制逻辑以及落地后的短期效应,共同造成项目制在扶贫开发中功能的式微。扶贫项目在地方实践中的非均衡分配规制了贫困地区脱贫的步伐,项目进村时呈现出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地方在扶贫项目打包中以“反控制”的策略从中谋利,项目制“短、平、快”的目标导向弱化了扶贫开发的可持续性。面对扶贫项目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项目执行的监管力度,提高基层政府的精准扶贫治理能力,制定扶贫开发的后续扶持政策。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随之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制。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和本级项目支出。三类项目支出在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府的财政结构。项目制本质上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的直接目的是“硬化”预算约束，深层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二者在实践中呈现一定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增强其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甚至可能形成反向效应。     

科层制的涵义及结构特征分析--兼评韦伯的科层制理论

科层制(或官僚制)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功能:科层制组织的有效率的正功能和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反功能。因此,重要的是完整地、科学地理解科层制。韦伯提出科层制结构特征有:根据组织目标进行劳动分工并实现专业化,实行等级制原则,建立合法权威。科层制通过稳定的规章程序运作,科层制的职位占有者具有非人格化的理性特征。在我国科层组织有自己的典型特征:权力过于集中、机构重叠、权责不分和组织行为缺乏理性。客观全面地了科层制基本理论及它的优缺点,对我国企业生产管理有重要的意义。     

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英文)

作为新双轨制的增量部分,项目制旨在通过国家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手段,突破以单位制为代表的原有科层体制的束缚,遏制市场体制所造成的分化效应,加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投入。以项目制为核心确立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级治理机制,并对基层社会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项目制所引起的基层集体债务、部门利益化以及体制的系统风险,对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项目式协调:政府内部平级部门间合作发生的制度逻辑

政府内部平级部门间协调活动是政府运作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沟通协调的制度设计一直是科层体系的短板。以B市人力社保部门组织实施技能劳动者项目制培训工作为例,通过研究发现:在项目委托方(中央部门)目标设定由强激励动员型向强考核规范型转变的过程中,为降低技术治理风险,承包方(地方部门)实现了将纵向动员向横向整合的转变,即引入政府内部平级部门协调运作共同实施项目。项目式协调发生的制度逻辑可分解为:项目制承包方(地方部门)保留项目资金支配权和检查验收权,确立协调主导权;向平级部门让渡项目使用激励权和过程监管权,与平级部门确立主从项目式协调关系。项目式协调为平级部门间合作探索出一条有效的制度逻辑,并可产生意外收获,形成责任分担、政绩共享的协调运行机制,为平级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创造了条件。     

科层视阈中的“合作参与型”激励机制批判性考察——以“工作特性模式”为例

长期以来,科层组织的负效应与组织成员真实、完整及多元化的人性之间构成了持续的张力。一方面,梅欧、马斯洛等人的理论形塑了崭新的人性维度;另一方面,针对科层负效应也涌现出诸多质疑与批评。然而,大多数科层组织实践中的制度建构却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制度的形式与激励机制具有内在关联性,保守的制度势必导致激励机制的探索流于空泛与失效。我们列举的"工作特性模式"(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也最终在科层结构负面影响下发生压缩、变形。正视完整与多元的人性,构建合乎人性特质的科层制度或许是未来组织结构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所提倡的"合作参与"承载着人性多维度的诉求,因此,"合作参与型"组织制度建设不但是科层制度环境改善的一种努力,其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有效激励机制。     

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层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

城市更新中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使基层政府产生制度硬化的需求，但持续的高压体制又使其延续制度弹性的逻辑，两者间张力凸显，构成当前的治理困境。本文通过对一个试点项目中制度硬化实践的观察提出核心问题：权力运作空间如何在日益增强的规范性约束下得以再生产。本案例中，制度硬化被拆分为“结果硬化”和“过程硬化”两部分，前者标识着鲜明的刚性边界，后者则暗中预留出弹性空间。通过外部条件硬化、让步规则硬化、加压底线硬化这三重机制，基层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由表及里地拓展了硬化原则背后的边界，使权力运作空间以一种更为正式化、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不断生产出来，展现出更深层、隐秘的治理技术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形塑过程。     

军事发包制

在学界目前关于行政发包制及其历史根源的讨论中，尚未触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制度：军事发包制。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建的根据地进行局部执政时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组织形态，即一方面在中央层面建立起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另一方面又在各根据地军区和军分区两级分别建立起与上级的军事承包关系。这种关系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军事决策的自由裁量权；财经的自给自足；在属地建立一元化领导，实行属地化管理、战果导向和人格化担责。军事发包制有效解决了动员和控制、集权和分权的张力问题，把分割状态下的局部执政当成铸造现代政党之军政能力的重要通道，为1949年后全面展开的国家政权建设做好了准备。军事发包制既是行政发包制的先驱，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谓行政发包制的内核。     

政府经济职能的变迁——基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

政府的经济职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中极为重要的问题。经济理论来源于经济实践,任何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都是针对一定的经济任务而提出的,政府的经济职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的目标、人们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具体经济形势而变化的。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改革也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认真研究政府职能变迁的理论和历史,强化对现代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认识,改变政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方式,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由于制度发育的落后性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仍需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连接纽带抑或依附工具：转型时期中国行业协会研究文献评述

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在目前对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主流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对社团干预的放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协会的影响,法团主义则强调国家对协会的控制与合作。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还有一类重要的研究--依附理论的视角,没有得到中国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依附理论的视角关注在宏观的国家-社会关系讨论之下权力的实际运作对行业协会的影响,认为除了国家对社团的控制之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影响了企业家的行为和他们的集体行动意愿。由于国家权力的保留和市场的不完全,企业和行业协会形成了对政府的依附关系,而行业协会仍然镶嵌于国家机构内部,成为依附于地方政府的工具,而不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连接纽带。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涉及到国家、市场和企业多方的互动关系和复杂的制度环境,依附理论的视角重新定义了行业协会的角色,提供了个体研究的途径和原有研究中未被重视的其他解释变量,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构建了可行的分析框架。     

“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

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面貌,讨论了在将此视为当今基层公务人员履职和生存状态的某种渊源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文中指出: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鸿沟深刻走向界线松弛,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 不断加强了其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仍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总之古、今基层公务人员之况既有可比之处,又因时代和体制有别,使相似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症结和解决途径。     

制度变迁与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

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制度性根源。前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制度和由此产生的官僚阶级是其形成的历史前提和阶级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则为其准备了经济基础。俄罗斯经济转型以后,金融工业集团的出现本质上是基于对不完善市场制度的修补,而激进改革政策则直接推动了它的建立和发展。另外,为了克服对转型策略选择的政治约束,俄罗斯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扶持措施构成了对金融工业集团的重要外部支持。     

论公营企业的分级所有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但改革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坚持和完善现有的国有企业制度 ,而是要建立新的公营企业制度 ;这种制度的创新也并不要求实现政企分开 ,而是要走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企不分。具体的改革要求是变“国家所有、分级管理”为“国家管理、分级所有” ,即要将企业的所有权划分为各级政府所有 ,对公营企业区分中央公营企业与地方公营企业 ,因而资产的管理体制将与传统体制截然不同。     

中国绩效管理的实践特点与理论价值(英文)

中西方国家政府绩效管理在宏观环境、制度基础、功能定位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定位、指标体系、实施机制等要素也不尽相同。我国各地政府在实施绩效管理的实践中,借鉴西方绩效管理的经验,又不单纯停留在制度移植与照搬层面,而是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文环境、政府改革现状等实际,立足比较、反思与超越的眼界,建设体现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绩效管理模式,以积极推进政府管理改革事业。基于政府绩效管理中西方之间经验的比较,分析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质和理论价值,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新模式,即创效式绩效管理模式,这一模式涵括的体制、机制、功能、辅助性创效等内在结构是完善的,其未来发展路径还有待深入探讨。     

试论有限且有效的小政府

有限政府指权力受制约的政府，小政府指职能与规模精简的政府，有效政府指行为高效的政府。这三种政府理念各具不同的内涵，也各有其价值。以往学者们在探讨中国的行政发展时总是偏重其中之一，然而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能够也应该是有限政府、有效政府与小政府的统一。     

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新视角--从发展民营经济角度调整政府经济职能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具有收入分配、稳定、资源配置三大经济职能.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这三大职能被某些学者加进了过多的政府干预因素,甚至试图用政府干预替代而不是弥补市场机制.这种政府经济职能定位已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改革.改革的重点是要从发展民营经济的角度调整政府的三大经济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