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熊十力与梁漱溟的人性思想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熊十力和梁漱溟的人性思想有许多同异之处,他们从不同方面汲取了西方文化的营养,批判或者吸纳了印度佛学唯识学义理,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善的伦理精神作出重新的诠解。在"西学援引"层面,熊十力和梁漱溟分别从生理学、心理学来探讨人性再而上升到哲学的本体论;在"佛学料简"层面,两家均提倡人性的"觉性",熊十力批判了唯识学"性寂"说,而梁漱溟兼采了唯识学;在"儒学归宗"层面,两家均主张人性"本善"说,不过熊十力推崇孟子,而梁漱溟上溯到孔子。     

如来藏与“寂”“觉”之辨——论印顺与吕瀓的如来藏思想的差异

印顺和吕澈在“性寂”和“性觉”问题上的争议体现出二者如来藏思想的差异。吕澈认为，《大乘起信论》的特点是“性觉”。他从“所”、“染”和“寂”的角度诠释《楞伽经》的如来藏。而在印顺看来，《大乘起信论》的“性觉”思想部分来自于“扶南大乘”，《楞伽经》如来藏的结构是真妄和合。他认为，“性寂”和“性觉”两条理路是可以互相发明和会通的。     

批判的佛学何以可能——吕澂后期思想探微

吕澂的《起信与楞伽》、《楞严百伪》、《大乘起信论考证》、《起信与禅》等论文大致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但其中一些却迟至20世纪60年代还继续发表。吕澂的批判性佛学渊源于欧阳竟无20世纪20年代的批判《大乘起信论》,而另辟蹊径,即考镜源流的谱系学批判,这一批判方式奠定了吕澂批判佛学的基础。     

太虚对“真如熏习”的阐释及其理论意义

“真如熏习”概念出现于《大乘起信论》,在近代唯识学复兴运动中,围绕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王恩洋与太虚法师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性宗”“相宗”之争在近代的延续,彰显了双方对于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的不同立场。太虚的“真如熏习”观体现了圆融开放的佛教观,对我们思考中国佛教的思想特质和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不无启发。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趋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熊十力对“种子说”的批判及其对佛教心性本体论的扬弃

种子说是唯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但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却对种子说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熊氏新论与唯识学之间的根本分歧由此可见一斑。熊氏对种子说的批判不仅反映出与唯识学相比,熊氏本体论更接近于中国化佛学的心性论,而且体现了熊十力在根本立场上已经脱离了非本体的佛学本体论,立"仁心"、"本心"为本体,从而为近代中国哲学建立起更加可靠的本体来。     

湖湘学派对佛学的批判和吸收

湖湘学派主要从四个方面批判佛学：一是批判佛教视天地万物为“空幻”的思想,二是批判佛教“万法皆心”的思想,三是批判佛学心与理分离的思想,四是批判佛教的禁欲主义。与此同时,湖湘学派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他们虽然批判佛教,却与寺僧来往密切。“性本论”是胡宏在《知言》一书中重点阐述的思想,也是胡氏父子以及湖湘学派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个思想基石也与佛教有复杂的关联。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朱陆“禅学辩”刍议

在“朱陆之争”的诸多论题中,二人关于“禅学”的辩论颇有特色。所谓的“禅学辩”就是朱熹、陆九渊二人围绕着己学与禅学的关系而展开的一场论辩,它既包括二人对佛禅之认识上的争论,更包括二人对对方指责自己的学说为禅学的激烈辩护。表面上来看这一论辩涉及的是儒佛的关系问题,而就其实质来说,则事关儒门的道统问题,是朱陆二人借此辩难来树立己说的儒学之正统地位。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朱陆“禅学辩”实质上不过是二人的门户、道统之辩。     

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会”的再思考

朱熹与陆九渊是宋朝封建社会后期两位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二人成名于同一时期,且学术观点相异,自“鹅湖会”始争论不休。朱陆“鹅湖会”引发的争辩,揭示“鹅湖会”争辩的焦点是“为学之方”,朱陆主要分歧是博与约、简与繁及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鹅湖会”争辩的启示是朱陆之争形异而质同;儒学思想分野的逻辑表现;学术辩论是学术繁荣的需要;朱陆之辩彰显“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性情·风气·识裁：章学诚论朱陆异同

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与前贤不同,章学诚认为,朱陆异同根源于“沉潜”与“高明”两种性情之差异,而朱陆后学陷入争讼,乃是囿于“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习而不自知,只有拥有证之于事与理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陆之争。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论学藩篱,以性情、风气、识裁的观念,打开了朱陆异同的智识主义论域。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论佛学大乘“空”之中观论与二谛的意义

“四大皆空”是佛教的标识。“四大”怎么就是“空”,不重要 ;色空是何关系 ,可以不甚了了 ,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只要达到“空”了 ,就是佛教徒了。关于佛学大乘空观理论的基础、龙树中观论、二谛的学说 ,历来寡见全面释论。中观论 ,即世界观 ,其出发点在于离有离空 ,辨析假有真空 ,得到中道 ;二谛 ,即方法论 ,辩证阐释世俗与第一义这二谛的因明关系 ,更为了方便众生悟、觉。以此使有 ,因空而得以延续、升华 ;以此使空 ,因有而不虚妄 ,成为正道。有即空的载体 ,空是有的抽象 ;辩证二者 ,“缘生性空”,这就是佛学大乘“空”的根本之所在 ,也就是龙树之“中”:名相为中观论 ,其思想体系即为中观学派。认知佛学大乘“空”的真谛 ,必须认知龙树的中观论、二谛 ,因为正是其内涵构成了大乘空的底蕴。“空”的证明 ,必须以龙树的中观论与二谛为基础 ,因缘生法、轮回渐进地辨识物质与精神相互交替、亦真亦幻的现象 ,这就是佛学“空”真谛的特殊性。这种思维方式尤其对于中国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实为重要。     

再谈《物不迁论》的物性、时间问题

僧肇的《物不迁论》一直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文章从“物不迁”涉及到的两大基本哲学问题,即物的本性和时间的本质出发,分析《物不迁论》引发的论争。在澄清“性住”与“物不迁”关系的基础上,说明《物不迁论》不违佛教“性空”义理,其非实体化的思维方式有助于解决哲学史上实体化思维带来的“时间”和“物体同一性”的争论。《物不迁论》体现了典型的中国佛教思维方式,展现出了佛教在对中国本土思想吸收与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他空见—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佛性论

众生能否成佛?若能成佛,根据是什么?如何成圣作佛?是佛教的根本问题和最终目的。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他空见就是紧紧围绕这一中心而开展的。 何谓他空见?有人说,觉囊派谓“他空者,他法为空,然一切法之本性即胜义谛,常住不变”;有人说,“觉囊派认为事物本真是‘自’,加在事物上的‘虚妄分别’是‘他’,‘性     

读书为何成为“风景”

先说读书是如何成为“风景”的。抗日战争中,在重庆,有一天国民党元老陈铭枢请学者熊十力吃饭。熊十力面对浩浩长江,大发感慨,而陈铭枢则背对长江,看着熊十力。熊觉得很奇怪,说这么好的风景你怎么不看？陈答日：“你就是最好的风景。”熊十力听了很高兴,哈哈大笑。     

读书为何成为“风景”

先说读书是如何成为“风景”的。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有一天国民党元老陈铭枢请学者熊十力吃饭。熊十力面对浩浩长江,大发感慨,而陈铭枢则背对长江,看着熊十力。熊觉得很奇怪,说这么好的风景你怎么不看？陈答曰：“你就是最好的风景。”熊十力听了很高兴,哈哈大笑。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论程伊川“性即理”的基本内涵及其工夫论指向

程颐的“性即理”说一方面以“理”规定“性”来保证了人性的善,但同时通过性气分设、性情分设的方式,指出气禀在人成德之路上的负面意义,从而为成德之工夫指明了方向。因此,伊川之工夫论,可以在“性即理”这一表述中找到其根据所在。一方面为对治人心中“气”的消极影响,故需“涵养用敬”;另一方面为彰显人性中“理”的一面,故要“格物穷理”、“进学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