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中国古代的“时政”思想

“时政”意为依据季节、气候、历法而行政,而非“时事政治”的简称。“时政”思想体现着取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存原则,体现着中国古人“天人和谐”的宇宙观与价值观。在中国古代,“天人和谐”观念不仅体现在哲理上、技艺上,更重要是体现在政治政策的层面。“月令”是中国古代“时政”制度的集中体现。     

从“四时”学说看宋玉“悲秋”主题

宋玉《九辩》颇受阴阳学说影响,“四时”和“四方”所构成的“阴阳-四时”体系是宋玉“悲秋”主题的哲学基础。这一体系对其“悲秋”主题有莫大影响：一是“秋”在被纳入“四时”体系的过程中,完成了“政治化”与“哲学化”的转变,大大丰富了“秋”的内涵;二是在“四时”体系发展的过程中,“秋”与“忧情”“愁言”产生关联,“秋日”言“愁”成为一种顺应时令的情感表达方式;三是《九辩》中主人公“逆时而动”的情节,将“悲秋”主题升华到了哲学的层次,展现出一种“崇高”之美。     

当代时政歌谣的社会价值

时政歌谣是民众有感于切身政治状况而创作的歌谣，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某种政治事变、政治措施、政治人物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和态度本文中的“当代”这一概念特指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的一段时期：当代时政歌谣发挥着它独特的社会价值，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助推作用。     

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     

说“四五者,一不知”

要考证了《孙子兵法·九地》 ,指出“四五者”既非传统说法的“九地” ,也非外国学者所云“四路五动” ,而是指“四时”“五行”。     

春秋经传“再失闰”释疑

中国古代制历,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阴阳合历的体式。太阳历的回归年与太阴历的朔望月长度的调配,是通过添置闰月来完成的。《尚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就是最早的记载。安置闰月,是使一年春夏秋冬四时与十二个朔望月大体相当,这仅是年与月的配合而已。《尧典》将一回归年定为366日,是不能据以创制出有规律的安排年、月、日的历法的。无“法”可依,还是观象授时的阶段。     

弘扬"天人合一"思想构建和谐生态环境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学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这里的“天”指“天道”即自然规律。“人”指“人道”即人类社会的规律。“天人合一”也就是说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与自然理应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人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道”是“天道”的体现,因此,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1](《乾卦·文言》)。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四时的运行和是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     

政治的"虚化"与精神的"实化"——"《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

“《管子》四篇”存在着明显的“实化”精神、“虚化”政治的问题,这一问题与中国“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政治思想传统完全契合。本文着重辨析了“《管子》四篇”将老子之“道”往实际政治的方向引领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管子》四篇”中所表现出的君主专制思想因素,也将“《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与其他思想进行了比较。     

黄老学的“德”、“刑”二柄思想

以道家思想为基本内核的黄老学积极参与政治治理,以顺守天道为核心,主张治国用“德”、“刑”二柄。“德”为万物成长的内在基础,决定着万物的盛衰,是从天道到人道的延伸,表现为国家治理的德政基调;“刑”类似于法,是规劝和引导民众并在必要的时候施以惩戒。“德”“刑”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尊卑、主辅关系,而是阴阳四时自然之道的人间延伸。     

"和为贵"新解

孔子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关心的乃是世道人心。其政治伦理学说有着完整的体系。即以个人修养节制个人行为 ,调整社会关系 ,进而达到太平的理想社会。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以“和”为特质的。“和”在孔子的政治伦理学说中占有终极的位置。可以说 ,孔子的政治伦理学说起于“仁”而终于“和”。“和”的概念兼有目的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的意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孔子学说中的各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叉。对孔子之志加以义理分析 ,有助于阐明“和”在《论语》体系中的地位     

赫哲族纪年时方法的演变

探寻赫哲族纪年时方法的演变历程，同时对各种纪年时的方法的使用时间及来源进行考证。赫哲族纪年时的方法历经了物候纪年时、生产周期纪年时、天象纪年时、结绳、刻木纪年时等原始阶段。直到解放前，还停留在结绳、刻木纪年时的原始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直接跨入了现代历法纪年时阶段，     

"春秋决狱"新探

“春秋决狱”所决的都是政治、司法中的疑难案件 ,应称为“引经决疑”才更准确 ;“春秋决狱”在汉武帝以前即已存在 ,汉武帝时开始盛行 ,但仅是政治、司法惯例 ,至魏晋南北朝时才形成法律制度 ;“春秋决狱”至唐朝基本结束 ,其余绪则延至南宋 ;“春秋决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应当予以肯定。     

论原始儒家的"圣人" 理想

“圣人”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的“圣人”观念与巫文化时期的“巫”存在着渊源关系 :圣人由巫演化而来 ;先秦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 ,直接促成了这一转变演化 ,也就是说 ,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过程也就是他们对“圣人”政治理想的构建过程 ;巫之所以能演化为“圣”和“圣人” ,有深刻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原因和独特的社会经济根源     

论传统文化中"时"的理念

"时"是中国文化核心理念群落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但这一点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它在政治、军事、经济、知识、生命、生活等与我们性命攸关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知时开始,然后因时,与时,最后抵达与时合一的时宜之境,就形成了时的一个完整的结构。但在对时的理解中,必须把它和非时间性放在一起思考,以达到一种时和无时的"之间"状态,这才是对时的完成。与时俱进亦是如此。     

释“年”

古人先后分别用"岁"、"年"表示地球围绕太阳一周的周期,即一个回归年,也就是阳历;"年"的概念确立后,古人又确立了"纪年"法;且对"年"的划分也经历了二时、三时、四时制的过程。     

论"发育不良的心"主题在福斯特小说中的演变

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其深刻的社会良知和清醒的理智在小说中率先关注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这一主题。“发育不良的心”的英国人形象也因福斯特文化观察视角范围的逐渐扩大而以各种面孔呈现在读者面前,福斯特希冀通过不同语境下的“批判”以拯救英国人冷漠自私、情感麻木的灵魂。然而,福斯特文化身份的嬗变使得这种“批判”在表层上是非政治的、乌托邦式的,其隐性层面上则最终折射出英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     

"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考察《新青年》"随感录"栏目

“五.四”前后,《新青年》首创的“随感录”成为当时自由知识分子批判社会、指摘时政的最为理想的方式。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该栏目的言说方式逐渐由“自由知识分子立场”转向“政党立场”。而“随感录”这一讲究时效和新闻性的杂感类文体,就成为现代中国杂文的雏形,并促进了现代杂感类文学的发展。     

略论气候与季节变化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与气候之间的关系密切。一年有四季,而四季气候有别;不同的气候决定了四时迥异的“物容”或物候特征;气候及物候影响着古代文学家的“感物”方式、文学表现内容。古代文学家在四时物候的感召下,创作了海量具有鲜明季节性和抒情性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具有多种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四季”文学抒情范式。     

论周代"人"理念的逐步觉醒——《诗经》的人本意识

《诗经》是反映周代人本思想的重要著作,通过《诗经》梳理周民“人”理念逐步觉醒的脉络,可以认识到西周初期天命观开发了“人”理念;西周中期大祭祖先实质性地完成了人群历史主体的实现;西周晚期的宣王时代,诗突破了宗庙灵寝的墙壁,彻底走向了对现实、对生活的歌唱,开创人本主义精神时代;东、西周交替之际,诗中高涨着一种以抒发个人哀怨、表达对时政愤懑的情绪,是个体之“我”抒愤的时代。     

时政教学的几点尝试

时事政治教学是中学思想政治教学的重要内容。历年的高考都有适当比例的时政题 ,但拟题的形式随着高考模式的改革发生了很大变化。原“3+2”考试时政题多以纯时政选择题出现 ,答案只需就事而答 ,不需理解 ,只需记住事件的时间、内容就可以了。 2 0 0 2年我省实行了“3+X(小综 )”考试 ,时政命题却一改常态 ,主要是以国内、外重大时政 ,或社会热点问题的材料为背景设题 ,答案多与课本所学的基础知识紧密相扣 ,理解程度高。真正体现了教学大纲中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也利于考察学生理解问题和综合做题的素质。高考的改革 ,试题命题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