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律的评价及其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末修律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依法治国必须与更新传统法律观念和树立现代法治意识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正确把握学习和继受西方法律;依法治国必须吸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的精华,实事求是地推进法治建设。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试论近代中国争取法治的不懈努力

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了对西方法治文明的探索、向往和追求。太平天国探索了农民阶级的法治之路。戊戌变法是西方先进的法治文明与中国传统的人治在中国本土第一次实质性的交锋。清末预备立宪客观上标志着古老的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始了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艰难过渡。虽然辛亥革命的法治模式在法律价值上意义重大 ,但是昙花一现 ,流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达 2 8年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则是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争取权利和法治的伟大斗争实践。     

清末修律原因及其意义探究

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直接面临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法律文化也毫无例外地受到强烈冲击。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接受与中国法律传统完全异质的西方法治观念和法律体系。因此,对清末修律的历史进行理智而冷静的分析,全面反思清末修律发生的原因,正确评价其立法成就和历史意义,对中国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道路选择与选择的道路--评《文化基础与道路选择--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层思考》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法治永远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从清末沈家本修律到今天的“依法治国”,中国法律领域的各种探索与实践,莫不与法治有关。在中国这么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甚至具有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深厚土壤的后发国家,如何使近代以来从西方传来的现代法治在中国成为可能,成为学界永恒的主题。中国法治的道路选择,是近年来中国法治论者一直孜孜以求、不懈努力之所在。尽管论点浩繁,但大致观点无非两种: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前者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为理由,更多地注重中国的具体时空条件,着眼于法治实践的现实可能性,…     

论道德建设的立法推进——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法治对道德建设的推进作用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立法则是法律运行过程的起点。文章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从家庭伦理道德、社会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权利、义务的立法诉求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归纳分析了西方立法与中国立法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异同,从而体现立法对道德建设的推进作用。     

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中国传统儿童价值观教育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这一体系中有积极、合理的成份,也存在消极、糟粕的东西,这为清末民初中小学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背景下,传承了“以孝为先”“忠恕之道”及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传统价值观教育优良传统,也摒弃了愚忠、愚孝的腐朽教育内容,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公义、公德、权利平等、遵守法律等德育元素。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一方面深受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的影响,当新的价值观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时,传统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动,而文化异动与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此外,近代先进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理念的反思以及对西方道德与文化的审视也推动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特点和当代社会道德的重建

重视公德和私德的统一、重视德治和法治的统一、重视群体主义和个人事业的统一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特点。当前社会治理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根本 ,要做到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 ,是实施公民道德建设 ,重建当代社会道德不可缺少的条件。     

略论西方经济学伦理道德观的演变与承继

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西方经济学家在论述市场经济效率的同时,无不强调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无不强调法律和道德对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呼唤法治,道德和秩序。     

西方法治观念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困惑

法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但其实现道路漫长而艰难,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进程的前提和基础。西方法治观念始于梭伦变法,兴盛于近代,以英国的法治理论和德国的法治国理论为代表。法治观念在中国出现于清末,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全面启动法治建设。但同时,中国在法治观念方面存在着法治观念形成趋势、法治全面西化、法治与德治和法治本土化与变法等困惑,对我国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困惑,试图理出解决思路是当务之急。     

略论西方经济学伦理道德观的演变与承继

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西方经济学家在论述市场经济效率的同时,无不强调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无不强调法律和道德对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呼唤法治、道德和秩序.     

从法社会学角度看继受过程中的中国法治

我国厉行法治,从清末沈家本先生算起,已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建构现代化社会时,西方法律理念在中国仍未落实.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中西双方法律理念相融合与对西方法律的继受看作是一个长期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并分析中西法律理念冲突的成因,希望对探求中国法治之路有所启示.     

法治理念的文化基础

法治 ,源于人的感性生命的需要。传统中国儒家否定了人的感性生命的合理性 ,因此法治无由产生。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 ,传统中国的人治社会逐渐转变到了现代法治社会。由于法治在现代社会己受到相当重视和强调 ,本文对比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强调法治何以在西方能够落实而在传统中国却不能的原因。本文认为 :法治的落实 ,必须以人的智性心的开发为前提和基础 ,这是传统西方的经验。传统中国 ,以道德涵摄一切 ,因此智性心开发不出 ,法治无由产生。     

试论现阶段我国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

针对现阶段我国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分析道德和法律的局限性与互补性、剖析现阶段我国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艰难的成因的基础上,指出：建立德法互助互动机制——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是现阶段我国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     

道德文明、法律文明与中国德育教育

中华民族对人类的道德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格外注重传统、延续传统的民族来说,道德文明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的本土资源;西方法律文明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被历史实践所证实,对于将法治奉为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来讲,西方法律文明无疑是德育教育必不可少的补充资源。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与西方法律文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模式中有机结合,这是我国21世纪德育教育的主题。     

从宪法变迁视角看法治的发展

清末立宪以来,中国宪政走过了百余年历程,产生了十多部宪法与宪法性文件,反映了中国走向宪政与法治的艰辛与曲折。当代中国由于实行不同于西方法治国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涵义也不完全与西方法治原则相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变迁,对法治原则的体现又可分为法治的蒙昧时期、萌芽与发展时期和法治地位稳固确立与法治内容进一步发展时期。法治因素的成长与快速进步主要发生在第三阶段。今后一个时期宪法所反映的法治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的保障及宪法实施机制进步的层面上。     

政治制度中的角色冲突:海瑞及其命运的再思考

以道德为根本的制度本身决定了海瑞的历史命运，从中西方道德之治和法律之治的对比中可看出中国皇权政治制度的道德化特征，改造这一制度的路向必须是施以法治，而政治制度的法律化及其技术发展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难点和突破点。     

富勒的新自然法学对当代法治国家的启示

富勒的新自然法学继承了以往自然法学的传统,追求法律的道德价值,强调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他还把法律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特别强调过程的重要性。他的思想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中国的法治之路,应实现中国式的法治与西方法治的互补与整合。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法治建设论纲(上)

中国长期的传统人治，经过清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两次历史红灯禁行后，时代终于选择了法治．尔后人过80年代初始的法治实践，为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立义法治奠定了基础、然而，社会主义法治究竟如何建设，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内容和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首先是法治精神的建设，主要包括法治秩序和自由，法律正义和效益，法律信仰和法律自治；其次是要建构新的法治模式，主要包括新的法治理论模式、权力分配与制衡模式、法治运行模式和法律监督模式；再是要重视法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并充分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力与转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