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如何提高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执行成效？——基于政策执行系统理论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因政策差异而呈现出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分析典型政策的执行过程,总结政策执行过程的影响因素,对于深刻认识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改进政策执行过程、增强政策执行效果具有积极意义。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是当前中国各地正在推行的典型政策,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借鉴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分析发现：政策执行资源、机构特性、系统环境以及政策执行者的价值偏好等因素,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执行成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自主性政策执行、曲解性政策执行以及象征性政策执行现象,导致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突出。据此,提出了矫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增强政策执行效果的政策建议。     

环境关心的地方实践:以大巴山区东溪村退耕还林政策实践过程为例

环境关心受到不同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物质财富水平等因素影响,与此同时环境行为的发生嵌入于复杂多样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以环境关心转变为人们具体的环境行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中国环境政策的特殊性与地方日常生活实践的多元化互动和实践直接决定政策实施的效果,为此从环境政策执行过程考察不同政策执行主体的环境感知与环境行为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一项全国性的旨在改善生态环境的退耕还林政策为例,通过规范性计划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博弈发现,环境政策的地方实践蕴含丰富的逻辑:对政府的怀疑主义倾向,生计中心的坚持,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地方性知识的支撑以及冲突缓解中的关系网络运用。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跨域治理模式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困境与出路

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行政区行政”管理模式导致环境政策执行不力,陷入执行困境。寻求有效的治理途径以提升环境政策执行力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力武器。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跨域治理对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执行主体身陷冲突难自拔、跨界环境问题难治理、区域联动机制难理顺以及跨域事务难协作四个方面的困境。因此,应通过鼓励多方参与、完善执行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培育行政文化等,提升环境政策的执行力,走出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     

中国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及纠偏路径——基于15个警示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是解决失效问题的基础。基于目标管理理论，建立了包括责任落实、政策执行、过程监管的内部因素以及政社协同、媒体监督的外部因素的分析框架，借助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生态环境部公布的15个警示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必要条件。应对产生失效的三种组态，需要建立目标责任机制、终身责任追究机制、政策执行与环保理念耦合机制、社会组织参与“委托-代理”机制、“双重顾客满意度”评价机制以及“媒介融合”监督机制等纠偏路径。地方政府要在强化主体责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情境对生态环境采用不同组合机制进行有效治理。     

“条块治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试论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把各国政府推上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前台,并成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要务。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除了直接提供环境服务之外,其主导作用体现在环境政策上的宏观调控(包括环境立法和经济协调)与微观上的公正裁决。同时,政府应主动寻求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的支持,与社会各界建立合作型的伙伴关系,并推行环境管理的地方化及区域合作,从而建立容纳多主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框架,形成共同分担环境责任的机制。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城市地方政府间政策协调的意义、问题与对策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地方政府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趋势不断增强。而城市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是其合作的重要基础。针对目前我国城市地方政府间政策协调组织体系松散、协调执行不到位、欠缺法律保障等问题,可以从建立权威性的协调管理机构、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协调过程、制定政策协调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城市间政策协调的运行机制等方面积极探寻其有效解决路径。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过程模型与政策启示——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研究

公共政策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工具。分析政策文本能够把握生态环境治理过程的一般规律，发现政策运行过程中凸显的问题。汾渭平原大气污染治理已成为国家大气污染防控的主战场。通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包括政策信念、政策互动、政策反馈和政策改进在内的政策过程理论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回溯分析汾渭平原大气治理政策文本。研究发现，政策运行过程中尚存在政策理念意识不强、政策文本的可操作性和协调性不够、政策反馈渠道相对单一以及政策改进存在消极和被动等现实问题。应通过强化责任意识和协同意识，注意政策互动过程的协调配合，不断健全和优化自下而上的动态跟踪反馈机制和政策改进的长效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效力的不断提升。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基于公共治理范式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政策执行力弱化的成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中的自利性、机制缺损、人员素质欠佳、监督乏力等。基于善治范式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创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机制应注重优化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动力机制、构建共建共享机制以及完善利益均衡机制等。     

长江经济带城市化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城乡统筹和深度融合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化系统与农村生态环境系统（简称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对其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2001—2019年两系统耦合度呈现拮抗特征；耦合协调度由期初的中度失调进阶为勉强协调，呈现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2）财政支农、农村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政府治理能力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对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除政府治理能力外，其余四项因素均呈现显著的地区异质性。（3）从优化财政支农政策、提升政府协同治理能力、聚集科技协同创新要素和定位差异化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启示，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一体化发展和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从管制走向互动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政府环境管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主流模式,然而存在着政府替代还是市场修正的逻辑悖论、政府管制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不足、公共利益核心价值观的缺失、管制政策对公民参与回应性不足等问题。从而,导致了我国以政府环境管制为主流的治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未来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应当以管制为逻辑起点,建构一种新的以自上而下治理、自我治理、合作式治理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互动治理模式。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研究

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是中央政府治理国家的关键和地方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忽视政策宣传，导致政策对象的消极参与；注重本位利益，影响政策执行的公平公正；喜欢相互攀比，政策执行存在盲目的仿效性；法制意识不强，政策执行存在明显的随意性。因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加强政策认知，引导政策对象积极参与；规范执行程序，明确政策执行机构的权力边界；认真运筹谋划，提高政策执行计划的质量水平；健全监控机制，强化政策执行过程的有效监控。     

地方政府农村资源环境管控的困境与出路

近几年农村因自然资源开采所形成的资源环境问题而引发的集体性的上访冲突、抗争频发,这与地方政府行政管控和利益管控不当有关。地方政府依法履职却转而成为冲突指向的新目标,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资源环境管控的角色杂糅、“寡头式”管控 、“财力困境”、惯性管理思维与能力困境、政出多门等因素影响。化解管控困境的有效之策,应该基于资源环境的公共性及管控中民众的参与性,其核心是突破冲突管理的政府单一性思维,形成冲突的多元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权力管控的多主体参与、资源环境利益共享及政府职能界定等治理转向。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分析:以“拉闸限电”为例

运用"政治性执行"的分析框架,以"拉闸限电"为案例,探讨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通过分析表明,在"政治性执行"中,权力关系是解释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的一条主线,地方政府官员某种程度的自利考虑是执行行为背后的动力,地方政府相对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具有的明显优势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