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

“体物”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命题。它与“感物”之说有密切的联系,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展示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不同趋向。“感物”说着眼于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心灵的触引感发,引起创作冲动。而“体物”说则侧重于艺术传达过程。它更注重的是对客观外物形貌的描绘予摹写。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加进了审美体验论的某些内涵。“体物”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即对“体物”说的内涵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索。一“体物”说最早见于陆…     

论唐宋赋的尚理倾向

赋主体物,这在晋代已被充分认识并明确指出了。陆机《文赋》所谓“赋体物而浏亮”,即抓住了汉魏赋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以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以“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赋重抒情,是汉末才开始出现的,至魏晋六朝时已蔚然成风。所以刘勰论赋已不能专以“体物”来加以概括,而要以“体物”和“写志”并列了。他对“物”和“情”在赋中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这就把赋在汉魏六朝时的主要艺术特色概括出来了。赋尚说理,则始见于唐而终盛于宋。对此,历代论者多加以指责,认为赋的这种创作倾向有悖于传统,破坏了赋的艺术准则。元代祝尧是发难者。他指出唐代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古代诗论发展的一次飞跃——从“形似之言”到“诗而入神”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形似”之说,从梁代的刘勰开始,经唐而宋,“形似”说就逐步向“神似”说转化。也就是说,“形象思维”逐渐被“神思”、“妙悟”所替代。用当今流行的诗论术语说,是从“形象”向“意象”转化。这一转化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文学理论专著中最早提到“形”的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情憧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即是讲构思过程中诗人情感与物象的关系;“诗缘情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把     

钟嵘“寓言写物”的诗学意义

“寓言写物”是钟嵘给赋比兴的“赋”新增的一个特点。其中“寓言”是从早期辞赋的创作方法化用过来的；“写物”是赋与生俱有的特性，但也在诗赋递变、赋体演化中由简单的“敷陈”变成庞杂繁复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当这种方法再次回到诗歌创作以后，钟嵘根据五言诗歌篇幅短小、缘情绮靡的特征，对寓言写物进行了新的整合，尝试着用间接抒情的方式来抒写读者心中的意，并突出其以形写神、文词典雅的特性。寓言写物是钟嵘诗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为唐宋诗学的发展导夫先路。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     

罗马法的"无体物"理论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学理基础

“无体物”理论是古罗马法的重要学说。关于“无体物”的非物质属性、准占有状态、“无形交付”以及“无形侵害”等理论,本来用以解释权利作为客体之特殊情形。这一理论所蕴含的开放式财产观,为后世知识产权制度的创建奠定了学理基础。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从因袭模拟到创新发展——略论汉代抒情赋艺术创作的演变轨迹

对于有汉一代文学之代表的汉赋,人们历来注重叙事体物大赋而忽略抒情赋,这是十分偏颇的.全面考察汉赋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叙事体物大赋只是兴盛于两汉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是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在叙事体物大赋于西汉中期兴盛之前和东汉中期衰落之后.赋坛固是抒情赋的兴盛时期,即使在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叙事体物大赋雄霸赋坛时,不仅其他作家仍然写作抒情赋,而且那些以叙事体物大赋著称的作家,如马、扬、班、张也同时写有不少抒情赋,可见抒情赋贯穿两汉始末,因此只有把叙事体物大赋与抒情赋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更加完整地认识汉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同时我们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以情纬文——曹丕赋的诗化探析

赋的抒情化是“赋的诗化”的本质体现。曹丕的赋，或自抒怀抱，或者代他人抒情，或因景、感物抒情。均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使得赋作情感绵邈、细腻，打破了汉赋物情相离的传统，开辟了赋的诗化的新起点。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铺陈特征

“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者也”。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即在于铺陈。无论两汉的体物大赋或是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都以铺陈作为自己的生命本质和根本艺术表现手法。然而,铺陈虽然是所有赋体文学的本质特征,但由于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裁的不同,其铺陈的手法也不尽相同。为此,本文拟从纵的方面以体物大赋与抒情小赋的比较、抒情小赋与同类或同题诗的比较看抒情小赋的铺陈特点,此外,对于骈体抒情小赋,本文拟从横的方面对其内在规定性(受情感抒发的制约)和外在结构方式两方面予以探讨。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从老氏之遗训，将回驾乎蓬庐——张衡《归田赋》中的“逍遥”思想

张衡的《归田赋》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被看作是从“京都大赋之极轨”向“抒情小赋之杰思”转变的一个重要坐标。《归田赋》对研究张衡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在这篇赋中，张衡思想中的庄骚合流倾向逐渐清晰，并表现为对“逍遥”之境的追求。“逍遥”的审美观念出自庄子，但在张衡身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追求。《归田赋》可以看作张衡对“逍遥”理想理解和追求的一个总结。     

从《文选》的抒情赋看萧统的文学观

赋体文是由《诗经》中“赋”的表现手法演化而来的。《文心雕龙、论赋》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销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也。”认为赋是体物写志的，这个概括很精当。“物”、“志”范围很广。《文选》赋类前面放的“京都”、“郊祀”、“耕籍”、“畋猎”、“宫殿”类所写的“物”是指与帝王生活有关的物，抒写的是合于帝王好大喜功的“志”。除此之外，更能打动人心，流传久远的恐怕是那些描摹一般景致、不太追求比并寄托、不重经国体野、更重作者个人情志的小赋。这类赋，《文心雕龙·诠赋》在大赋后讲：“至于草…     

现代小说中的“散文画”

一“散文画”的提倡二十年代初,当西方近代小说理论传入中国、小说构成“三要素”(人物、情节、背景)理论受到普遍推重的时候,赵景深却依据中国现代小说与抒情传统密切联系的特征,对小说文体形式的构成要素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短篇小说实是各种文章很巧妙而复杂的组合”,因而提出了这样一个小说的“假定的公式”:“短篇小说=抒情文+叙事文+写景文”①.也许,赵景深的小说“公式”受到过西方小说家理论“三要素”说的启示;但它却集中反映了现代小说家在强大抒情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