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机制的替代效应研究

现代经济理论已证明了外部和内部机制都可以缓解代理问题,然而实证分析往往得出不同甚至矛盾的结果。本文认为不同的治理机制并不是独立运作的,可能存在某种重要的替代关系。本文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逻辑推演了董事会监督动力与两职状况、外部大股东监督、经理人员持股激励、经理人员相互监督动力之间存在重要的替代关系。     

农村积极分子的分类及其培育

目前不少农村存在村组干部后继乏人,基层党组织弱化,农村内生积极分子匮乏,外部积极分子的作用范围较小等问题,即农民主体作用的缺失和农村社会内在动力的缺乏。这导致农村集体行动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的缺失,造成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成为当前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现实因素。为此,应大力加强政策引导,坚持内育外引,拓宽培育内部积极分子和吸引外部积极分子的现实渠道,建立积极分子有效发挥作用的组织平台和动力机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基层治理新动能：社会组织协商的动力与能力机制建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组织协商机制深刻内涵再认识

党的二十大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组织协商机制的建立,这表明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效力量。基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与能力机制研究,虽然,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力与能力机制处处体现了社会组织协商的优势,但同时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力与能力机制的建构深受顶层、内部、外部的三重驱动力和支撑力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再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组织协商机制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为未来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涉农财政资源分配体系的重构与村庄治权再造

税费改革后,国家涉农财政资源是采取技术化分配方式输入农村,没有实现向村级治理资源的转化,未起到增强村庄治权的效果。成都市和清远市农村资源分配体系创新实践通过资源整合、组织配套和分配程序创设等体制建设重构了国家涉农财政资源的民主化分配体系。其所内涵的村级组织资源统筹机制、村民利益关联机制和村民民主参与机制实现了村庄治权再造,这对优化国家涉农财政资源分配体系、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外公司治理研究新进展

通过梳理分析国外2016年至2020年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文献发现：一方面,董事会治理、股东治理和高管治理成为公司内部治理研究的热点;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治理和信息披露作为公司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成为公司外部治理研究的热点。同时,生命周期和可持续性发展绩效是国外学者关于公司治理其它主题研究文献中的高频词汇。根据国外学者对公司治理研究的进展可知,完善公司治理的理论和评价方法、深化学科交叉融合的领域、优化网络治理机制、开展绿色治理研究等,将是公司治理研究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及制度安排的思考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发展的产物 ,其内容包括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即一个有形的三层次的制衡机制和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即一个充分竞争的、完善的市场存在并发挥作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两方面均存在问题 ,改革还需不断深化。     

强化公司治理的新视角:强化外部治理机制

企业的内部治理不足,需要外部治理机制的有力补充,但我国的接管市场、债权人治理等外部治理机制明显起不到应有作用.原因既与旧体制的遗留影响有关,又与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有关,同时,银企关系扭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认为强化公司外部治理应从重塑银企关系、完善外部治理环境等多个方面入手.     

西方典型公司治理模式对国企改制的启示

西方公司治理模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作者通过对西方两种典型公司治理模式--美国模式、德国模式的分析比较,结合中国国情与国有企业现有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新型公司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银行通过相机治理机制成为外部治理的基础;内部治理采用共同治理模式,确保相关利益者和股东拥有平等的机会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参与公司治理.新型公司治理模式吸收了西方两种典型模式的优点,比较接近于德国模式,更适合中国目前国企改制的实际需要.     

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是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根本因素。政策环境、行业竞争环境和政府干预等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制形式的企业中表现有所不同。政策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正向影响效应有助于强化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对治理机制的影响,相比国有企业,政策环境的中介效应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新媒体场域下高校危机事件的舆情治理困境及破解对策

危机事件的舆情治理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需要逐步建构一套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本文运用桌面调查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当前我国高校危机事件舆情治理过程中遭遇的困境进行了梳理,并着重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分析了问题的成因。研究发现,新媒体传播信息的特殊性以及高校舆情治理队伍专业性不足与治理机制缺失是导致高校舆情危机治理失效的内部和外部原因。因此,应通过加强对新媒体平台信息传播的管控、提高舆情治理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及建立健全舆情治理机制来破解高校危机事件的舆情治理困境。     

我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的功能缺陷及其完善途径

现代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是通过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来运行的。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证券市场在促进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价格发现功能、收购兼并功能、激励约束功能和机构投资者的功能。本文在揭示证券市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由于诸多体制性障碍所导致的功能缺陷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消极影响,从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功能的角度,提出了促进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对策建议。     

过渡型城中村的矛盾内部化与治理困境

将城中村问题放置在村民自治视角,探究过渡型城中村围绕利益分配展开的集体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及其治理困境。在边缘性兜底区位中,城中村改造处于搁置过渡期,由此带来利益矛盾的内部集聚。依附性乡村关系带来矛盾的内部转移,利益显性化的冲击与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激化内部矛盾,村级组织进而从生产转向分配,被成员权福利依赖所绑架的分配型村级组织与博弈期变动分配规则的张力导致矛盾的内部循环。矛盾的内部化不断激发私人利益的攫取,冲击集体组织的公共性,导致村级治理失序与治理的内卷化,但在维稳压力与改造预期下,村级组织只能维持底线治理。城中村问题通常是城市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治理问题,村级组织内部利益矛盾的平衡是化解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过渡型城中村内部复杂机制的梳理,可以为城中村问题的顺利解决提供参考。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公共治理范式创新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机遇,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红利,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重要动力和新引擎。检视我国新型城镇化历史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有效的公共治理范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机制,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多元的治理方式以及实现路径的创新,这将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     

村级治理秩序分化的民情基础——基于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经验考察

在当前治理场域中,大规模的公共项目进入到农村社会,引起了村级治理秩序的剧烈变迁。借助项目化运作,村庄政治形成了多元参与、寡头治村和弱主体治理等治理模式,实际对应着协同、争利和无为等秩序形态,其后隐含着差异化的民情基础。通过对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实践考察,将地方民情划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中立型三种基本类型,探究了不同民情类型对村级治理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可能成为农民与乡村干部进行利益博弈的策略工具,导致村级治理陷入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施政伦理困境之中;地方道德世界的舆论导向和社会评价机制决定了返乡精英的生活意义和社会价值,关系着外部资源反哺农村社会的现实进程;离乡精英不断从村庄社会脱嵌出去,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纽带松弛带来政治参与的冷漠化。三者交织错叠,构成了地方民情的时势变化,成为解释基层政治运作的重要变量。     

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投资者保护制度、控制权市场与劣质并购

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和控制权市场都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外部治理机制。如果法律制度较差,则市场将成为更重要的治理机制;相反,如果市场较差,则法律制度将成为更重要的治理机制。以2000—2008年的730个劣质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了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和控制权市场两种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后发现,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较差的时候,控制权市场对劣质并购的惩戒作用较强;当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增强后,控制权市场对劣质并购的惩戒作用减弱。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和控制权市场这两种外部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     

从“自利”到“自制”:村级治理规避“分利秩序”的机制分析——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考察对象

在利益密集型村庄,"分利秩序"成为瓦解村级基层组织合法性的关键变量,探讨如何规避"分利秩序"的问题便具有政策研究意义。本文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近郊村村级基层组织现状的考察,发现村级基层组织在三个层面发生改组:第一,村干部通过内部分工与分层完成"双重角色"的分离;第二,通过调整村级组织的内部权力结构以实现权力的集权化;第三,通过"嵌入式"镇管村体制将村级权力运作的外部监督制度化。村级治理在权力主体、权力结构和镇村关系三个层面的变化重塑了村干部的行为逻辑,村干部由"结构性自利"转变为"结构性自制",从而实现对"分利秩序"的规避,为利益密集型村庄走出村治困境提供了新的经验与路径。     

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功能异化及其治理研究

村级组织是我国农村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主体,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政策方针、依法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所处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内部治理资源短缺,业绩考核呈行政化、科层式,乡村文化中功利观念凸显,从而诱发了组织的异化行为,表现为组织成员“离村化”、集体资产处置“谋私化”、组织选举“资本化”、组织运行“黑恶化”和干群关系“离心化”。结果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农民群众利益维护机制断裂、村级组织公信力下降、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动摇等严重危害。因此,可从保障组织治理资源、强化村级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加强村集体资产阳光监督、完善村级组织架构、培育乡村公共性文化等方面,促使村级组织回归正常功能状态。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构建研究

根据利益相关者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和行为相关理论,可以依托政府、社会组织、顾客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外部刚性、柔性动力机制构建,依托股东、管理层和员工等内部利益相关者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刚性、柔性动力机制构建,实现以盈补缺与社会价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