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称呼的历史缘源

"东蒙古"、"东部蒙古"的称呼是蒙古政治统治集团分裂的产物,"东蒙"一词的出现是"东蒙古"一词经历历史演变的结果,"东部内蒙古"是近代日本"侵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代名词","蒙东"是内蒙古东部的简称,是实施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实行地区间合作的产物。这几种意思相近却又不同的称呼见证着东部地区蒙古族曲折发展的历史脚步,体现着时代的变迁。     

本世纪初日俄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侵夺

二十世纪初，内蒙古东部地区成为日俄侵略的重要目标。沙俄多次策动蒙奸蒙匪搞“独立”活动，目的在于利用蒙匪作为奴役中国的过河卒，完全占领内蒙古地区。日本一方面不断策动蒙奸制造“独立”事件，一方面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大肆对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由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夺，使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民族危机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局面。     

伪满洲国统治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行政机构及其演变

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起严密的殖民统治体系,其中,有关殖民统治的机构是其殖民统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设立了专门的治蒙机构,并进行了数次调整;在地方,废除了盟旗制度,设立了兴安省和兴安分省,并实行以任命制为主要特征的新旗制。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于河湟边地的延伸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随着卫所、郡县的设置、移民的涌入,其传统的族群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政府一方面因俗而治,对藏、蒙牧区实行部族制、盟旗制,对土人、撒拉等族群施以土司制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则通过逐步加强汉人移民区及"熟番"地的军政控制,实现了中央王朝于此地界的政治主导地位,从而也使国家权力不断在河湟边地获得延伸。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东蒙古上层的利用谋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将内蒙古东部地区纳入殖民统治的"新国家",极力策动部分蒙古王公、上层人物和分裂分子,组织反动武装,搞分裂民族的"独立"、"自治"运动。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对内蒙古地区的管理形式采取了保持以蒙古"王公为中心现有体制"的所谓"民族自治"的利用政策。当伪满洲国各级政权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之后,便开始废除传统的蒙古王公制度,实行"特权奉上"制度,以实现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完全占有。     

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和伪蒙疆政权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东北一起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后,日本关东军开始推行其"内蒙工作",向内蒙古西部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以帮助蒙古民族"独立"为诱饵,在新占领区先后建立了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自治政权,后合并成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所谓蒙疆政权."内蒙工作"是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继续和具体化.     

全面放垦蒙地与移民

全面放垦蒙地是清朝政府对蒙政策的转折点，1902年清政府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的奏请，派垦务大臣贻谷到内蒙古西部地区推行开垦蒙地。随之，东北三将军也对各自管辖范围内蒙旗地方实行招民放垦。至此，蒙古地区向内地农民全面开放，进入了官放蒙地的阶段。全面开垦蒙地政策的实施迎来了又一次移民浪潮。大量汉族移民的流人，改变了蒙古地区原有的社会结构、民族结构与人口构成等诸多领域。本文对全面开垦蒙地政策的历史背景、全面开垦蒙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全面开垦蒙地与移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性的考察，研究了蒙古地区民族结构与人口构成的变迁。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改革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东部地区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根据当地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之间的特殊关系,结合当地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制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在实施过程中,及时纠正了部分解放区出现的"左"的倾向,保证了土地改革的完全胜利。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特权统治,解决了影响蒙汉民族关系的土地问题,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加速了当地蒙汉杂居农耕村落化的进程,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东北人民解放战争。     

“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因俗而治"是明清统治者根据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制定的民族政策。明清中央政府的"因俗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行政体制方面,实施"多轨制";二是在管理制度方面,体现"差异化";三是在司法制度方面,注重"变通性"。地方土司政权的"因俗而治"主要是通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得以实施。明清中央政府实施"因俗而治"的前提是必须维护中央王朝的统治,凡无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风俗习惯可"因俗",而有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各种制度则不能"因俗"。"因俗而治"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其显著:既推动了边疆土司地区的内地化,又推动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渐进化。明清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是适合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     

赤峰市人民抗日斗争的光辉胜利(下)

五、反动王公贵族“独立”梦想的幻灭“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一面积极准备武力进攻内蒙古东部地区,一面策动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王公在赤峰开会,进行“脱离中国”的分裂活动,妄图造出一个蒙族傀儡政权来.在这个反动的企图下,活动最猖狂者是蒙奸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的甘珠尔扎布和炮兵科毕业的正珠尔扎布.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价值认知

技术消费是技术品、技术服务进入消费领域的主体经济行为和个性创造过程。如果把工业遗产看作是工业文明的历史凝固物,那末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遗存编码就构成了他的精神内核和遗存标志符号化系统。从技术消费角度解读工业文明的孑遗,从技术消费价值认知过程探索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将是一个有学术前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