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晋风度“啸”与文学的关系

对魏晋名士的风度历来褒贬不一,文章论述了“啸”的发展和在魏晋繁盛的原因,以及在文学中的表现。     

古代“啸”之养生辨析

经过生活实践的总结,古人认识到“啸”可以宣泄和消除人的不良情绪。善啸者能开胸顺气,娱情怡心,激发生命的活力。魏晋名士雅好长啸,可以认为是这一养生思想的播扬和发展。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明清的啸

啸在明清有新的发展,这表现为隐士之啸成为主流.隐士们以口哨表达内心的苦闷,使啸具有强烈的反抗色彩;文人还以啸为名号,把啸提升到文学意象和观念的层面,使啸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     

魏晋风度与盛唐诗人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到吃药、饮酒。空谈是魏晋名士生活的重要内容。王瑤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也系统探讨了魏晋文人的生活习性,其中着重谈到了吃药、饮酒、清谈、栖隐、漫游和求仙学道。魏晋名士的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也就是魏晋风度的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名士正是依靠这些来区别于众人,建立声誉的。如何晏、王弼、竹林七子、王谢子弟、陶潜等人,要么以清谈,要么以饮酒,或兼而有之,而著名于时的。     

论魏晋名士的心态与命运

名士渊源于后汉,汉末的社会环境、风尚对名士有较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统治者适应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调整统治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名士的分化。由于魏晋名士的视野不同,心态各异,因而政治派别,处世姿态也不同。有士族当权派、隐逸派、依违骑墙派、恃才旷荡派。有的官居要职,实是得意;有的依违避就,随波逐流;有的与俗俯仰,同流合污;有的政治失意,恃才旷荡。一些名士把对现实的不满与自身的苦闷,表现在与时代、命运的抗争中,并通过"放达"的形式展示了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理性自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     

魏晋名士服药释

魏晋年间,名士们的服药、清谈等行为,将生活点缀得斑斓多彩;这种斑斓多彩的魏晋风度令人难以忘怀,并不断引起人们对它的评论。其中有颂扬的,有低毁的,如对魏晋名士的清谈就是这样。然而,对魏晋名士的服药之事的评价,则远不如对清谈的评价来得辩证,常常是否定的居多。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就将名士们的服药喻为“以毒药为嗜好,其祸人家国。”(《寒食散考》)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名士们的服药是一种消极腐朽人生观的折射反映。魏晋名土服药果真是这样吗?本文持有不同看法,现将叙述如下,望有识者赐教。魏晋名士服药是因生活之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魏晋时期呈现出特有的异质;它的特异现象表现为其间战争和灾荒不断。《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指出:“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火焚宗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杰并争。……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     

论魏晋“天地之教”

文章由名士山涛对嵇绍的开导话“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引出魏晋时期的“天地之教”，即名士们或借助于从天地自然万物中引伸出的某种含意来启发人，或学会自身对天地自然万物的观察理解和领悟来明白事理；这也是传统“圣人行不言之教”的延续。文章进而指出魏晋时期的“天地之教”是对魏晋名教的否定和超越，故也称之为“越名教而任自然”。文章最后对名士们如何展开“天地之教”、欲得‘会心处”作了诠释。     

妙音极乐自然至和--成公绥《啸赋》论

《啸赋》是魏晋间著名辞赋家成公绥的代表作,是第一篇和唯一的专门描写"啸"这一特殊的音乐技艺的赋作.该赋不仅是作者对"啸"之颂美,更是作者玄庄道家思想、中和为美的音乐观的具体反映.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的双重审美标准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风流名士的品评集,常以评价女子肤色洁白、明眸善睐、身材颀长、体态柔弱的阴柔美的审美标准来形容男子姿容之美,以形似孤松、玉树等物象的具有俊秀风姿、仙风道骨、超凡脱俗的气韵美的审美标准来形容男子的风度气韵,扑面而来的脂粉气和气韵生动的超然之气——形美与"神"美同在,共同构建了那个特定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标准与趣向。     

妙音极乐 自然至和——成公绥《啸赋》论

《啸赋》是魏晋间著名辞赋家成公绥的代表作，是第一篇和唯一的专门描写“啸”这一特殊的音乐技艺的赋作。该赋不仅是作者对“啸”之颂美，更是作者玄庄道家思想、中和为美的音乐观的具体反映。     

试论唐代诗人对魏晋名士饮酒风度的接受

唐代四个时期的诗人虽均效仿魏晋名士的饮酒风度,但他们的饮酒内涵有所不同。初唐诗人之饮是士不遇与高雅情趣的反映;盛唐诗人饮酒体现的则是乐观、豪放的盛唐气象;中唐诗人的饮酒,是出于独善其身的无奈选择;至晚唐,特别是唐末诗人,他们饮酒的避祸处境,痛苦和悲愤心态与魏晋名士达到了唐代其它时期从未有过的相似。唐代诗人与魏晋名士饮酒风度有如此关系,有着特定的条件和原因。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宋元的啸

啸在唐代以后仍然有所发展。苏东坡宋代是啸文学的突出代表 ;南宋时社会观念对啸持贬斥态度 ,啸发生转折。之后 ,啸的主体转入民间 ,实用暗号性的啸在社会生活中十分盛行 ,同时唐进入文学作品 ,为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情节和新的人物形象     

论魏晋名士的形成

东汉以来 ,田庄经济的发展是魏晋名士孕育生成的经济条件 ;汉魏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是形成魏晋名士的政治原因 ;与这种经济、政治形势相呼应 ,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 ,广大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既追求人性自由 ,又恪守封建礼教 ,形成所谓双重人格。至曹魏 ,一批人的这种双重人格特征已十分明显 ,它标志着魏晋名士的正式形成。     

从《世说新语·德行》探究魏晋士人道德观念

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汉末魏晋人物的言谈风尚和遗闻逸事,涉及范围广大。其中,以“德行”门类为首,可见魏晋时期个人的道德、品行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德行”这一门类中,我们可以从魏晋名流的所言所行之中,感受在社会动荡时期,这些名士们身上多体现出来的忠孝仁义,以及在魏晋玄学影响下的清议之气。     

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

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孝之情和孝之礼。汉代对孝道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化改造,注重忠孝一体。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发挥孝之情的重要意义;竹林名士阮籍、王戎分别以自己的守丧行为指斥孝之礼的虚伪和束缚;两晋名士融合孝之情、礼矛盾,将曾经尖锐的情、礼对立消融为率性尊礼。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浅论魏晋名士简傲性格之成因——以《世说新语》为例

魏晋名士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放任、怪诞的行为，究其源是他们的性格使然。以《世说新语》为例对魏晋名士的傲诞行为与性格加以分析，并从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家教背景几个方面追溯其形成原因。     

魏晋风度的身体表达

魏晋名士以追求自我身心愉悦为人生宗旨,啸歌、裸裎、服药、饮酒等种种身体行为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以此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外在表达形式。如此种种与个体感性价值相关的行为,是自我生命本质的外在流露,是对"宁做我"观念的现实阐释,从而成为了他们的人格标识。     

魏晋风度对李白性、行之影响

魏晋风度指汉末建安至晋末宋初时期女人名士的言行风貌,其主要表现为清谈、饮酒、吃药、栖隐、漫游、放诞.《世说新语》及《三国志》、《晋书》都对此作了大量记载与描写.李白是以醉、傲、仙、隐、游著称的,他在《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说:“至于清谈浩歌,雄笔丽藻、笑饮醁酒,醉挥素琴,余实不愧于古人也.”这里说的古人,明显是指魏晋名士.确实,魏晋名士风度对李白的性格和行为都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具体谈谈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