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残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意识。生命价值意识主要指对人的外在社会价值和内在自我价值的看法与追求。《世说新语》反映出魏晋士人的社会意识淡薄，外在社会价值的缺失导致士人内在自我价值追求的降低，他们多沉浸于当下生命体验的过程中，而真正从精神层面表现内在自我价值的自由意志却并没有在魏晋士人身上有所体现。     

论美国自白诗中的自我

自白派诗人在诗中的行为是一种心理行为或精神行为,他们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自我与外在事物之间的相互交流。他们继续了浪漫主义的主观升级,建立了对自我主义和内省的真正崇拜。     

魏晋士人的身体美学与隐喻

魏晋士人对身体美的追求，表现在崇尚美好姿容与裸体行为两个方面。这一方面是对自我生命的积极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了上古“羊大为美”的传统，直接以生理快感作为评判美与丑的标准，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而言，魏晋士人的身体展现又是当时复杂动荡的社会时局的表征，作为一个隐喻，他们身体美追求的背后隐现着当时社会的种种情态与意识。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论魏晋士人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玄学背景下魏晋文人士大夫崇尚自然的生态智慧与皈依自然的生命选择.他们内在地追求本真、自由的自然之性,外在地建立与自然山水之间共生、亲和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违礼越俗的人格个性追求与怡情山水的诗意栖居方式.在"仕"与"隐"之间,"自然"既是魏晋士人所依赖和亲近的生存环境,也是他们的精神、灵魂的寄托与归宿.这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对于当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魏晋公文批评研究

"魏晋公文批评研究"属于"中国古代公文批评史研究"的一项拓荒式课题,是对中国公文批评史展开的断代式研究。总的来看,魏晋时期公文的独立地位逐步得以确认,出现了较多的公文批评专论,人们对公文作品的评价也日益重视,魏晋公文批评逐渐走向自觉。魏晋时期公文批评的标准也基本定格:"雅"与"简"成为此期公文批判的基本标准,也成为后世对公文风格进行评价的基本观念。魏晋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公文写作大家,他们的公文写作实践对当时的公文写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其所做公文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他们的公文思想或公文批评理念。     

浅论魏晋名士简傲性格之成因——以《世说新语》为例

魏晋名士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放任、怪诞的行为，究其源是他们的性格使然。以《世说新语》为例对魏晋名士的傲诞行为与性格加以分析，并从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家教背景几个方面追溯其形成原因。     

论魏晋时期教育的自觉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动荡的岁月里,儒家传统的理想完美人格———名实相符、德才兼备、忠孝双全逐渐解体。面对苦难的现实和理想破灭的精神痛苦,魏晋士人对两汉以来的神学化儒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同时把智慧的触觉伸向了对人的自我存在的价值的探寻。这种探寻赋予了魏晋士人冲决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精神束缚的力量,同时也使他们逐渐走向"自觉"。教育也随之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转向:由偏重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到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教育走向了"自觉"。     

对魏晋玄学"自由"精神的一种政治学诠释

学界对魏晋玄学精神的概括,素有"自然"、"自觉"、"自由"三说,其中尤以"自由说"影响较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所谓魏晋玄学的"自由"精神,乃是一种旨在减少外在强制压力的"消极自由",或曰"防卫性自由",是魏晋士人试图摆脱皇权专制束缚的一种政治追求.然而,在现实专制政治挤压下,魏晋士人的"自由"追求不得不从政治层面转向心理层面.     

魏普文人自风流

魏晋时代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经历了巨大转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的种种表现颇为后世人们所注目。而作为文化主体的魏晋文人的风貌，则比其他领域的反映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他们以自己标新立异，超凡脱俗的言行举止，冲破了汉代名教统治下礼法的束缚和旧有的思维模式。     

试论汉末魏晋辞赋之“向内转”

“向内转”既是汉末魏晋文学总貌的新质素,也是该时期辞赋发展的基本趋势。该趋势在东汉后期已见先绪,在辞赋价值理论以及表现领域均有体现。情感化与玄理化成为汉末魏晋辞赋“向内转”的两个具体向度。汉末魏晋辞赋的“向内转”,继承楚骚传统,创造了一片有别于汉代辞赋追求外在世界的审美新天地。     

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兼论外在激励的调节作用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因,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是企业实行创新的重要手段。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习得性勤奋理论,可以引入外在激励作为调节变量,构建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然后运用SPSS22.0软件对382名企业员工的调查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在激励在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不仅可为解释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对企业组织进行管理优化进而激发员工创新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阮籍人格的审美悖论

作为士人的阮籍志在追求人生的内在超越,而内在超越的终极目标是君子人格。在魏晋交替之际,阮籍的这种追求既不被统治者认可,也不被"礼法之士"认同,但是阮籍不为所动,在行为上坚持遵守礼法,在文赋中反驳礼法,在诗作中流露出追求得不到的苦闷与无奈,这些又都体现在其矜持与放逸的外在风格之上。在一个不清明的时代,阮籍保持了一个士人真诚的个性。     

魏晋士人生命体验的美学解读——之岁月易逝、生死无常篇

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士人,像魏晋士人那样敏感到生与死的问题。继生命觉醒后,他们对岁月易逝、生死无常的种种悲凉体验,在当时的社会心理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共鸣。研究他们生命体验何以可能、探求人类这种"拓荒式"的生命体验活动在何种极致状态下才可能发生、而一旦发生又将表现为何种形式,可以理解魏晋南北朝这短短的两百多年动乱史中,何以开出那样绚丽夺目而又诡异非常的"生命奇葩"。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构建——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人格构建特点。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人生命危浅,朝不保夕,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已无法适社会现状。为适应历史要求与社会现实,魏晋士人从儒家关注个人的社会价值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自觉从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及自我的关系——来构建与完善自己的人格。     

陶渊明诗文的身心表达与魏晋风度

陶渊明意识到自我身心的受损,萌发了归向自然和居住田园的淡泊之志,以此来逃离仕途对自我身心的羁和拘,渴望达到身心合一的理想之境.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身心舒展,实现了他乐"真"的理想.陶渊明从"羁拘"到"乐居"再到"真趣"的一系列身心表达以及他在玄理基础上形成的艺术境界,丰富了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拓展并深化了魏晋风度的内涵.     

葛洪《抱朴子内篇》与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论析

魏晋士人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此时,修仙成为他们探索生命的一种方式。葛洪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家,他所著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的重要著作。它反映了神仙信仰,体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永恒与精神自由的生命意识。     

魏晋六朝的啸——兼论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六朝时啸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士大夫爱啸 ,他们成为啸的主角 ,使啸的主体发生变化 ;名士和隐士之啸享誉一时 ,啸成为社会时尚 ,普遍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名士风度和魏晋精神文化的建构中 ,士大夫把魏晋之啸推向历史的高峰。     

论白居易的《中隐》与"魏晋人物"生存观念之关联

白居易与"魏晋名士"的隐逸因由相似.科举时代文人通过"中隐",不弃仕宦,确保了魏晋时代门阀体制下类似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基础.较之"魏晋名士"纵心玄远以求永年,白居易倾心食禄关注现实.中国传统中庸哲学运用于隐逸行为上,体现为物质基础与身心自由兼而有之,是为科举体制下的次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