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

土地征收势必会导致农户生活消费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是土地被征农户维持并改善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用基于Logit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研究显示：土地征收显著提升了农户生活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且农户户主特征、健康与保障状况也对生活消费、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土地征收使得农民家庭的生活消费上升幅度为19.0%～22.2%;土地征收使得农户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分别提高了9.6%～15.5%和20.6%～20.9%;并且,东部地区农户相对中西部地区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更高、教育和健康投资力度更大。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土地征收制度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家庭差异,进一步引导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帮助不同地区农户实现生活平稳过渡,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试论家庭消费文化的家庭教育机制

家庭消费文化是家庭成员在家庭消费生活中共同形成的消费心理、消费方式、消费行为的总和。家庭消费文化与家庭教育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家庭消费文化作为家庭教育内容世代沿袭,家庭消费文化是子代观察模仿亲代的社会化环境,家庭消费文化在亲子互动中规范子代的消费行为。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     

大学生消费心理调查研究——以吉首大学学生消费为例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行为集中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趋向。通过对吉首大学学生消费心理的问卷调查发现,目前的大学生消费水平与其家庭经济条件有直接关系,家庭经济水平高,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也相应高。大学生消费基本集中在饮食消费、学习消费、通讯消费和娱乐消费等方面。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基本特点呈现经济来源的多样性和多渠道化,消费方式的现代化与电子化,消费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差异化,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与个性化。因此,要树立大学生正确而理性的消费观念,加强大学生消费心理及其行为研究,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校园消费文化,社会和家庭正确引导大学生的消费行为,重点关注贫困大学生群体的生存消费。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四大因素诱发农村贫困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自然与人力资源禀赋不足、严重自然灾害、残疾和大病是当前农村的主要致贫因素,因此扶贫工作应以改善农村社会服务、培育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为主。 一、当前农村主要致贫因素 (一)自然资源缺乏、自然环境恶劣。扶贫重点县贫困农户有70％生活在山区,其中2002年和2003年连续2年生活在贫困标准以下的农户有76％生活在山区,46％的农户人均耕地不     

贫困大学生的消费现状调查分析

贫困大学生是一个受人关注的群体。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以非贫困大学生作为对照,从贫困大学生的群体特征、消费结构、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几个方面对贫困生的消费现状进行了描述。     

政府支出结构与私人消费的关系——基于挤出和挤入效应分析

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挤出或挤入效应不仅表现在规模或总量上,而且也体现在结构上。从优化政府支出结构的角度出发,通过运用1991年-201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我国政府投资性支出、非民生消费性支出和民生消费性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实证的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性支出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不大;政府非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城镇私人消费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而对农村私人消费影响不显著;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会“挤入”农村私人消费,而“挤出”城镇私人消费。因此,为促进私人消费,今后政府可转变调控重点,减少投资性支出,增加对城镇居民的非民生消费性支出和农民居民的民生消费性支出;通过减税或转移性支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新贫困陷阱:少数民族地区信贷扶贫政策反思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家庭因其落后的家计模式导致深度贫困,而消费的现代化滋生家庭信贷需求。信用社的信贷扶贫政策创新为农民贷款提供了便利,然而,贫困户因其实物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信贷经济货币化特点不适配、不固定收入与信贷固定支出不适配、农民家庭低积累和信贷高额本息的体量不适配,导致部分贫困家庭因无法按期偿还本金,通过“利息养本金”的方式不断追加债务,陷入新贫困陷阱。对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工作应该通过激发家庭发展能力、教育农民观念而实现家庭积累;同时完善信用社贷款政策,控制农民因信贷致贫的风险。     

“廉价的高品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中的家庭禀赋与接近效应

基于CGSS 2015中的全国农户生活能源使用状况数据,本文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清洁能源的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高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户使用“高品位”的清洁能源,但其实际的能源支出却低于使用传统能源的其他农户,出现品位与成本倒挂的现象;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农户使用的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务农而言,外出务工对农户清洁能源的耗能量和占比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农户与清洁能源供应点的距离与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正相关;人力资本要素中家庭最高文化程度越高,清洁能源消费成本占总能源消费成本的比率越低,经济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有正向影响,农户在清洁能源的获得较容易时则会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消费额度,并提升其消费比例。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甘肃、陕西省农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缓解影响。在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则会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社会资本不同构成对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为汉族、户主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更充裕、户主所在村是扶贫移民村的贫困户,其多维贫困缓解更显著;而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较长、户主所在村庄自然灾害越严重,则不利于其多维贫困缓解。     

贫困大学生的消费现状调查分析

贫困大学生是一个受人关注的群体。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以非贫困大学生作为对照，从贫困大学生的群体特征、消费结构、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几个方而对贫困生的消费现状进行了描述。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太谷县禅坊村农户消费状况调查分析

太谷县禅坊村作为山西省的一个农村固定观察点,从2012年起,对该村农户的收支情况进行了入户调查。根据2012年回收的56本有效账本进行了整理,重点对禅坊村农户收支情况和消费结构进行了调查分析。通过调查发现禅坊村居民消费从收支情况分析来看,支出结构以生产支出和生活支出为主;从消费结构的分析来看,农村居民仍以物质消费为主,精神生活消费有待进一步提高;从物质生活支出内部结构的分析来看,衣食的消费在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支出中占很高的比例。最后针对禅坊村居民消费特点提出提升居民消费潜能的几点措施,如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民消费全面提升;完善政府职能,提升农民消费信心;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拓宽农民消费领域和层次。     

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构建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关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农户家庭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养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养老对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有负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影响要大于东部及西部地区;家庭养老对衣着、居住、生活用品、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支出有负向影响,对食品、医疗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消费支出类别影响大,而对东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小。     

外出务工汇款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家庭支出的影响

以新迁移经济学相关理论假设为基础,改进了贫困农户的家庭支出模型,并利用在陕西秦岭山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汇款对农户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结果显示:在农户的支出系统中,食物消费和生产性投资同时受到汇款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健康和教育支出受到汇款的间接影响;汇款在食物消费和生产性投资上表现出来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且作用方向相反;汇款作为现金收入更多的被用在食物消费而不是生产投资,但随着收入的增多,农户用于消费的支出比例相对减少,而用于生产投资的支出比例才逐渐增加。结论也对相关政策的分析和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     

非人工调查数据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设想

本文针对精准扶贫中的难点问题——人工调查数据失真、不准确导致的贫困户识别瞄准率不高,提出应充分利用非人工调查数据衡量家庭的贫困程度,并通过微观数据验证用电消费数据、通信邮电消费数据与贫困的主要衡量指标收入、支出之间的相关性,并分区域进行了讨论,由此给出在精准扶贫实践和贫困经济学理论中应用这两类数据的新思路.     

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研究

文章把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入户调查数据,针对三种不同类型的消费,从地区和收入两个角度把6000户农户分组,计算了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稳定增长;发展型消费支出是农民消费支出的最大热点;享受型消费支出在经济发达农村和富裕农民人群中已经兴起;农民消费支出能力差别很大,不均等现象严重,消费资源和发展机遇被少数人群占有.最后分析了政府在扩大农村消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