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的联动建设

泛珠三角市场经济发展以来，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不仅是该地区环保领域内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更是现代宪政制度所确认的人权保障工程。针对当前我国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困境，要大力推进环境法治联动建设，并按照环境法治的要求搞好环境立法、司法和执法，将环境保护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加快区域环境法治的步伐，促进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环境法治保障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深刻的环境法治意蕴和深厚的环境法治期许,需要以生态环境法治理念、生态环境政党规范体系、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与生态环境法律实施体系的全面革新作为保障。为完善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在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上,应在整合专门性生态环境法律规范的同时加强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的协同;在环境法内部,应确保作为基础的上位环境法律与作为补充的环境行政法规、环境地方性法规和环境规章有机统合。为健全生态环境法律实施体系,在执法上,应强化跨区域联动和跨领域联动,推动环境行政由行政区行政向区域行政、由基于部门的专业化行政向辐射全局的整体性行政迈进;在司法上,应着力建构预防与救济并行的环境司法能动体系,注重不同环境司法制度之间的顺畅衔接与协同增效。     

协同法治：区域环境治理的法理依归

行政边界区域环境治理面临广泛的不良府际竞争、地方政府缺乏区域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相关利益主体缺位、缺乏区域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等根本性困境。因而,区域环境治理内在地要求实行“协同法治”。区域环境“协同法治”的基本法理包括其核心内涵和基本要素两方面。其核心内涵包括以区域民生为本、区域权力的有序规束以及区域利益的动态均衡三方面;其基本要素包括实质要素和形式要素。实质要素包括：法律至上,法、理、情相得益彰;整体政府和责任政府;公民主体,区域社会共治。形式要素包括：协同性立法;区域内协同执法;权威的区域司法和多元区域解纷机制。     

能源富集区构建环境行政协调机制创新研究——以晋陕蒙宁省区为例

能源富集区作为一类特殊的资源型区域,面临着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和区域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挑战。低碳发展背景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成为能源富集区科学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然而在能源大规模开发进程中,能源富集区环境行政管理严重滞后、环境治理的资金和技术历史欠账沉重、跨区域环境行政协调机制缺失、跨区域环境一资源一体化监管系统缺位等问题,表明现行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创新性地构建跨区域环境行政协调机制成为紧迫的制度需求。明确能源富集区环境行政协调机制的总目标;尽快设立晋、陕、蒙、宁能源保障特别经济区;构建能源富集区环境一资源一体化监管系统;清晰界定环境行政管理相关各部门的职能体系;明确跨区域环境行政协调机制利益调整的核心内容,以环境行政协助制度为突破口,构建能源富集区环境行政协调机制成为必然选择。     

区域环境治理中的三大矛盾及其破解

区域环境治理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体系,但主要存在着"三大矛盾"即行政区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保护、行政区环境治理机制与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区域环境竞争关系与区域环境合作关系之间的矛盾。着力分析与有效破解这"三大矛盾"应当是推进与改善区域环境治理的基本工作和主要任务。     

区域经济组织的法律调整——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组织为例

区域经济整合已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柱力量之一。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则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试验田"。从法治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当前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不难发现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由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等原因严重地受制于众多因素的困扰。为了切实解决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从法治建设入手,通过国家干预手段来建立跨行政区的有效合作机制,以确保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跨区域环境治理如何实现“携手共进”?——基于多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跨区域性公共环境议题不断涌现，地方政府在跨域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横向协同非常重要。从发展差异、政治势能、政策环境、组织载体和治理能力五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现跨区域环境治理有“高位主导型”“辐射带动型”和“全面支持型”三条路径。其中政治势能是跨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释放政治压力和晋升激励，形成驱动集体治理行动的约束力量。政策环境和组织载体为充分条件，提供集体治理行动所需的合作空间和行动载体，共同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供给约束规则。发展差异需要同具体条件组合而影响协同效果。在强制约束力量和完善规则交互作用下，跨区域治理主体间能携手迈向协同共治。对揭示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内在逻辑，探索更优环境横向协同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

在当前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治理迫在眉睫。为有效解决当前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内在契合关系的分析,探讨中国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有效方法。研究认为,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二者之间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目标的一致性保证了协同治理过程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而协同治理则为目标管理提供了前提,保证了目标管理政策的科学性。通过进一步对目标管理在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中的有效性分析,指出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的原则,在目标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将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框架分为问题诊断机制、目标确定机制、目标分解机制、目标评估机制等4个有机联系的部分。     

对统筹区域发展的几点思考--兼论我国新一轮国土规划的任务

统筹区域发展 ,分解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 ,就是统筹东中西三大地带、行政经济区域与跨行政区的经济区域、经济核心区与特殊类型区域、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实践表明 ,国土规划是实现空间均衡的必要保障和有效措施 ,当前我国要完善国土规划体系 ,加强国土规划的薄弱环节 ,以实现区域统筹。     

中国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行政协调

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存在一些弊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阻碍经济的区域化。中国的经济区域化表现为:出现超出一个或几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出现跨相邻的省级或其他级别的行政区的小于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应突破目前的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以经济区域化发展为依据,在三个层次上设立新的行政区。也可以不改变行政区划,只设立经济协调机构,赋予相应的权力。中国近期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应将经济的区域化与城市化结合,对行政区划进行相应调整。     

矿山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矿业是高污染行业,近年来我国对矿产资源进行大规模、超常规的开发利用,造成了矿山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矿山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问题。环境保护可以保障矿区环境良好,矿产资源可以得以永续利用,但由于现行矿区环境立法存在体制缺陷、制度不完善、难以有效实施等问题,使得加强和完善我国矿山环境制度建设变得至关重要。为此,应通过建立严格的矿区环境准入机制,建立矿山企业自身环保机制,明确行政执法主体,通过调整矿山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矿区环境立法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行政监管、调控等相关制度,解决矿山环境问题突出的矛盾。     

中国环境执法的障碍与破解

当前,中国环境执法面临新的背景,环境执法的障碍也有新的变化.环境立法缺失情况严重,环境执法依据不足;环境执法体制缺陷明显,执法效益低下;环境执法机制不科学;环境执法地方性差异明显;环境执法监督机制不完善等构成了中国环境执法的主要障碍.应采取制定基本法层面的环境恢复和再生立法;弥补专项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的空白;提升环境立法质量,注重立法的可操作性;健全环境执法机构,提高环境执法能力;加强环境法律监督,充分发挥环境监督的作用;配套环境执法的外部制度,降低环境执法成本等措施,破解当前环境执法的障碍.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     

环境行政约谈的实践考察及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执法方式,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且与当前环境治理模式从行政管制向行政服务转变的理念相契合.从制度设计功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国内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立法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国际行政执法方式转变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还存在较多问题,如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框架缺位、约谈事由不科学、约谈结果偏离非强制性轨道、约谈程序缺乏等.基于环境治理理论得出,环境行政约谈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未来发展应重视激励性作用、预防效果,在明确环境行政约谈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供给,规范实践运行,提高环境执法绩效.     

农村环境法治建设研究

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而我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村环境问题成为环境保护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农村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但现行的农村环境法治建设中存在诸多的不足。探讨了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特点、现状及成因,并把农村环境法治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作,从农村环境法律的制定、农村环境问题的执法、农村环境案件的司法制度及对农民进行环境保护法律的普及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制度化的建议。     

区域环境府际合作治理的实现机制

区域府际合作是治理区域性环境问题的应然选择。为此,揭示区域环境府际合作治理的实现机制十分必要。在分析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现实问题的基础上,运用协同学理论中的序参量原理识别区域环境府际合作治理的序参量有：命运共同体理念、激励相容的交叉利益、完善高效的制度安排以及充分的信息共享,其分别构成了区域环境府际合作治理的理念引导机制、利益激励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和信息减熵机制。要实现区域环境治理的府际有效合作,应积极孵化和培育序参量,包括塑造共同愿景、实行多元补偿、完善规则程序以及打破信息壁垒等。     

和谐新农村视阈下的农民环境权现实对接与本体法制化研究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是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下农村生态恶化现状催生了农民对环境权需求的萌动,农民环境权是对消解中的桃花源复归的权源对接。在对环境权与农民环境权作景象概览与价值评判的基础上,深度审视当前我国农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现状,以权利的应然与实然级差为视角,作出了对农民环境权本体法律化的科学预设。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立法目的及其发展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矛盾的日趋尖锐,原有的"一元论"、"二元论"环境法的目的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加深。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并在立法实践中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并采纳。但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综合审视可持续发展理论却可以发现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环境与人类共同科学发展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在将来更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类发展的要求。     

西部大开发应重视编制环境规划

西部地区的环境问题对于西部以至于整个国家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西部大开发中环境管理的现状迫切要求重视编制和执行环境规划,环境规划对于确保区域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互统一,实现区域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将环境规划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不同层次的开发规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