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形式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对称形式作为诗歌形式建构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中国新诗形式变革中也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变,保证了新诗从传统诗歌中的顺利突围。目前,学界从现代诗体研究、现代诗人个体研究以及比较诗学研究等角度,对现代诗歌对称形式的探讨日趋深入,但对对称形式概念的廓清和界定、发生的历史语境及演变机制、独特的美学功能等问题的探索仍然有待进一步拓宽与深化。     

论张衡在诗赋形制表现上的创新

东汉中期的张衡,在诗赋的形式体制和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和实验,从而给这两种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诗歌方面,其《四愁诗》等作,利用并改造楚骚句式,创作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七言诗体,而屈原以“香草美人” 隐喻政治关系的表现手法,经由张衡的运用与发挥,形成一种重要的诗歌表达模式;辞赋方面,其赋作在句式、结构布局上的创变,以及在题材、小品化、语言风格、结构立意上的新探索,一改传统赋风,深深影响着汉末魏晋的辞赋创作;“七”体方面,其《七辩》与傅毅《七激》改传统“问疾”主旨为“招隐”,在主题、风格和形式上都对此后的“七”体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语萨福体的诗体建构与精神取向

虽然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其人其诗,不断被中国诗人提及和译介,但真正用现代汉语创作四行萨福体者寥若晨星,仅邵洵美、南星和吴兴华三人而已.文章借用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关于诗是一种象征行动的诗学观念,考察了汉语萨福体的诗体建构与精神取向.他们三人的萨福体写作,在诗体建构方面,是从尝试走向精熟;在精神取向方面,或塑造现代都市的浪漫个体镜像,或以返乡之旅使古典生发出新义,或将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体验提升至人类生存的形而上层面,无疑都展现了汉语诗体探索中的另一种可能性.     

五七言诗体赋论略

五七言诗体赋萌动于汉赋的“乱”辞,然而直到骈赋发展到顶峰而寻求新变的齐梁时期,诗体赋才得以出现。五七言和四六言分别是诗和赋的当体句式,二者虽节奏、音情效果迥异,然亦可相互转换。辞赋对五七言句式的吸纳,有瓦解赋体的危险,所以诗体赋未能成为辞赋家族中的大宗。     

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分析

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为观照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及其特色运用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誓词碑”精神,实质上就是“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精神,其精神之“魂”就在于“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誓词碑”精神的形成,同时贯穿了“情感塑魂”与“盟誓铸魂”双重逻辑。其中,“情感塑魂”是观礼代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得以建构的关键;“盟誓铸魂”则通过传统盟誓习俗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由此推动了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向云南各民族的“信仰”升华。正是在“自上而下”的认同建构与“自下而上”的认同表达共同推动下,特别是情感型治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利用下,“誓词碑”精神对于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支撑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从中鲜活展现了基于自身国情与传统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新体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则天因为政治 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广开才路，网罗人才，一方面改革旧章，发布新令，一方面又重视词 臣，奖掖文学，渐渐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诗体文体方 面努力探索，以使得某种体裁定型，成为后世的典范，或对较为陈旧的体裁进行革新，使之 趋于完善。在诗歌方面，有“沈宋体”、“陈拾遗体”、“新歌行体”；散文方面，有刘知 几史传体等。这与当时文人探讨文章的个性有关。这些文学新体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 至整个唐代文学进程影响很大。     

在阳光与阴影之间——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新诗传统

在新诗传统的河流里始终起伏着“阳光派”与“阴影派”两脉.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阳光派”传统密切相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的审美风格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从郭沫若、艾青到贺敬之、郭小川,他们对政治抒情诗和新诗传统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在阳光和阴影的交错与融合中流变的政治抒情诗,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样本.     

中国自由诗体的特征、韵律规范及百年流变

新诗自由体在百年诗坛的主导地位,是由其诗体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尊尚思想的自由和尊尚表达的自由,形成了自由诗体精神自由和形式自由的特质。但其自由是相对的,自由诗体也有自身的韵律规范,这种韵律不是传统的而是新创的,它把诗行作为基本节奏单元,把对等作为韵律建构原则。这种新韵律对诗歌读者惯常的感受方式的冲击很大,迫使他们形成新的阅读速度、语调音律和节奏预期。基于自由诗体的新韵律,我国诗人在百年创作过程中探索了说话式、抒唱式、诵读式、歌吟式和实验性等多种自由诗体节奏模式。百年新诗自由体的光辉发展历程和多种节奏形态,始终又是同自由诗体本身的精神自由和形式自由的本质特征密切联系着的。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建构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有关现代化思想基本观点：明确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对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带来问题,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现代化统一模式,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要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有其思想演进历程：内涵演进方面,对现代化的认识从单一到全面不断深化;模式建构方面,明确“走自己的路”的同时,也要合理借鉴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路径实施方面,明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固本立基、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的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提级加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世界现代化发展有三项重要贡献：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世界现代化增添全新理论形态;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现代化路径探索提供成功发展范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运用各类文明资源,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政治抒情诗：审美意识形态的艺术实践方式

政治抒情诗不仅是贯通中国新诗史,也是贯穿中国新文学史的现象级存在,作为中国新诗中最为成熟的诗歌形态,按历史时段可以简略将其归纳为：一本诗集、两个诗人、三个流派或群体,另加一个具有诗史级意义的诗人艾青。虽然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见仁见智,但在审美意识形态语境中对政治抒情诗进行针对性的话语评释,以审美意识形态来特指、诠释政治抒情诗,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关于这点,既可以通过对政治抒情诗文学史层面的宏观考析来印证,更可以从对艾青的个案解析中获知。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性学术观点或理论形成的可能途径和方式

为探索创新性学术理论形成的路径，针对学术创新方法研究领域中所存在的过于零散和非系统化的现状，利用现代复杂系统综合方法对学术观点和理论创新的一般途径和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和研究。分析认为，创造性学术观点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随机探索的过程；批判建构式的创新方法是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核心方法；层次越迁式、方法创新式、借它山石式、无人区式、学科交叉式等方法都可以看作是批判建构式方法的具体表现。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性学术观点或理论形成的诸多学术创新途径和方式之间存在相互包含、相互补充、相互协同的内在统一性关系，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活动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汉赋分类新探

在前人对汉赋体裁分类的基础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对汉赋体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前人的不足。根据赋体各自的特点,从共时性角度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汉赋体裁的样式,似应为骚体赋、散体赋、诗体赋、骈体赋、杂体赋;就其规模而论,五类赋均有大赋、小赋之分;就其表现手法而论,五类赋大都有体物、叙事、抒情、议理等四类。从历时性角度分析,建议尝试采用“辞赋”、“古赋”、“俳赋”、“律赋”、“文赋”等名称。这样方能避免分类紊乱的现象。     

论元代辞赋“祖骚宗汉”的创作实践

元代辞赋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祖骚宗汉”。元赋“祖骚”不仅模拟楚辞的外在形式，而且深入其精神气质，尤其是对“骚悲”和“骚怨”的继承颇有体悟。元赋“宗汉”体现在对汉赋题材内容、铺叙方法、结构篇章、讽谏功用等方面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元赋“祖骚宗汉”存有明显不足，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辞赋作家和作品，使元赋创作既起到对前代赋体弊端纠正的作用，又建构起明清辞赋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方向，从而奠定元赋在辞赋史上的地位。     

余华论

余华以其富有创造性、超越性的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这一个”。他对文学意义的回避与探询构成了写作理想和文本实践的矛盾,从叙事法则和策略上进行“精神真实的奇想”以及以“寓言式写作”建构文体形式都使得余华的小说世界在文学的“变”与“不变”之关系参照中获得价值。     

西方近现代诗歌史上的“戏剧化”诗学

西方诗学中的“戏剧”美学传统,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以来的抒情文学,赫兹利特、勃朗宁、叶芝、庞德、艾略特和布鲁克斯等英美新批评诗家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抒情诗的“戏剧化”,主要集中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抒情诗主体“角色”化、“面具”化,间离自我或走向他者;二是吸收“对立”“冲突”等“戏剧性”美学精神,使抒情诗歌充满互相矛盾和异质的经验和情思。这些都旨在丰富后起建立的正统“抒情诗”理念。     

略论现代汉语“动形”式新语词

现代汉语中出现了大量“动形”组合的新语词,它们意义丰富,使用广泛。这类词具有独特的语义关系、句法功能、意义特点。其中,动宾式与动补式的界定依据主要是“动”、“形”之间的语义关系。“动形”式动词不常作补语。同时,这类词在表义上具有形象性、丰富性和新颖性。此外,“动形”式新语词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在语言自身规律、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与人的关系等三个方面。     

新诗发生与百年诗体建设

百年中国新诗诗体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新诗发生之中寻找到深层的答案.新诗的发生,把旧诗推向对立面,造成百年旧体诗创作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评价,造成百年诗体建设的偏狭;发生期新诗在体式上的特征就是"自由",造成百年自由诗体的强势地位,制约着其他诗体的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定型或准定型诗体;新诗发生期对外在格律形式的轻率否定,成为一种定势思维,制约着新诗格律的探索,百年中国走过了一条新诗自由化把律化推向边缘的诗体建构道路.     

可能补语的不对称成因探析

对现代汉语北方方言中,可能补语的肯定式和否定式与普通话相比呈现出的不对称现象,从历时演变角度,即构成可能补语的标志“得”和“了”的语法化过程进行解释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得”、“了”的语法化程度的差异,致使在绝大部分北方方言中,可能补语的肯定式为{VC了},而不是普通话中可能补语的肯定式[V得C]。     

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