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电视节目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合理使用政策工具是完善电视节目政策、促进电视内容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电视节目发展60余年,由强调数量、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相关政策体系亟待调整优化的现状,对电视节目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将电视节目政策工具分为规制型、经济激励型、社会型三大类型。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我国57份电视节目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工具在类型与时间维度上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规制型政策工具中管制类政策工具使用频繁;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中税费调节类政策工具过于薄弱;社会型政策工具参与主体单一。应均衡使用规制型政策工具、扩大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使用范围、鼓励政策参与主体多元化,以促进我国电视内容产业的发展。     

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内涵、生成效应及应对思路

在嵌入信息化、平台化和网络化管理组织技术中,公共物品供给是一个以价值链模态体现的多场域、多环节、多主体、全程化的协同合作整体治理创新体系和供给实践新形态。公共物品价值链是以满足公众公共物品需求和实现供给价值增值为目标,基于供给价值链全生命周期和泛资源整合,构建的纵向环节及多元主体交互联结参与集聚的适宜性公共物品供给创新模式。与传统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模式比较,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在生成背景、需求响应度、主体关系、供给绩效、供给方法和供给主体能力具有独特属性,具有公众消费需求导向、多维叠加流程、网络平台化组织技术手段、供给价值增值目标塑造和整体有机协同合作等特征,其治理生成效应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侧创新发展的整体性治理及协同机制、共同价值创造的价值链供给生态圈和差异化优势、公共物品供需匹配及无缝衔接的三重效应、效能和价值双重目标框架下的“三性”治理逻辑,可以通过利益协同、主体接点对接、需求管理及整体激励等策略实现对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的长效驱动。     

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文本研究

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解决家长生育、养育和教育难题的重要手段。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主体的网络构型、政策目标的主要构成和政策工具的主要类型三个维度，直观地展现了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的实践发展和存在不足。文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国家层面颁布的55份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主体网络呈现中心—边缘型走向分散—耦合型的趋势，虽然各部门间的合作增多，但当前政策类型存在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深度不足，政策工具结构组合不平衡，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与目标需求契合不足等问题。应加强政策制定主体间的协同，合理配置政策工具的类型，加强政策工具的目标需求导向性。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公众参与的视角

政策实施中缺少公众参与通常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不足，政策目标不易达成而产生“空传”现象，由此，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何以形成、如何经由公众参与消解政策空传就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采用公众参与视角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理论模型，分析发现由环境因素、实施条件、主体认知、主体行为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执行“四要素”是导致政策空传的主要原因，其中环境因素和实施条件是外部原因，主体认知是内部原因，而主体行为是衡量政策空传与否的关键变量。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通常表现为非持续性、供需错位和形式主义。其消解机制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在完成核心任务过程中所达成的意外后果。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社区健康促进政策评价

社区健康促进是国家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提高社会疾控水平,实现全民健康的有效工具和必要手段.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对1999-2019年国家出台的44份社区健康促进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分析,并基于政策工具分析框架阐析中国社区健康促进政策工具选择偏好.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社区健康促进政策制定主体多元且协同度高,政策位阶较低,政策年度发布数量总体平稳且呈增长态势,政策重点关注社区卫生服务与机构建设并注重发挥传统中医药特色优势;在社区健康促进政策工具选择方面,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适当而需求型政策工具严重缺位,各类政策工具选择的内部结构也极其不均衡.因此,政府应完善顶层制度建设,提高社区健康促进政策位阶,同时实现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及各类政策工具选择的内部结构均衡.     

风险沟通视角下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研究

风险沟通作为一种随着风险社会发展出来的治理工具,是风险社会里人们应对风险的有益方式,也成为多元主体进行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有效手段.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政策风险评估的过程亦离不开对风险问题的沟通.在分析程式化的风险评估机制给我国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所带来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风险信息的交流与整合、社会参与渠道的建设与拓展、政策风险议题的管理、整体风险评估框架的构建等方面来促进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的公众参与,使整个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能够更加科学.     

我国乡村教师政策工具的问题检视及优化方略——基于麦克唐纳与艾莫尔的分析框架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的教育民生工程，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基于政策工具视域，建立“乡村教师政策工具分类(X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领域(Y轴)”二维分析框架，对21世纪以来我国乡村教师政策进行系统考察和计量分析，将有关政策内容划分为师德建设、师资补充、生活待遇、教师编制、职称评聘、城乡流动、能力素质、荣誉制度八大主题，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命令型、激励型、能力建设型、系统改革型和劝诫型五大类型。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教师政策体系初步确立，但部分建设领域政策供给相对缺失；国家相关部门联合颁布乡村教师政策，但参与主体聚类形式单一；政策工具组合类型多元，但系统化协作程度不高；政策工具使用重心迁移，但命令型工具的使用仍旧过溢。优化我国乡村教师政策，应该关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薄弱领域，完善政策供给体系；协同多方主体参与建言献策，实现决策正向“激励相容”;依循“整体-部分”建构理路，促进政策工具配置系统化、科学化；强化政策工具监管评估，兼顾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探析

农村环境治理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行政型治理、市场型治理与社区型治理三种模式共融交织为发展态势,在实践中,这种多元的治理模式缺少协调性与统一性的治理逻辑,呈现出政策支持不足、资源禀赋不足、社会资本整合不足与价值目标异化等碎片化问题。为此,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注重协同、整合与信任机制建设的治理思路,调度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中的有益要素,整合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目标,优化科层主体的组织功能与促进公众参与,进而降低治理协商成本、提升科层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社群信任与推动治理的公私合作,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模式革新的理想进路。具体来说未来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目标维度上,建立价值协同机制与诱导动员机制,凝聚农村主体价值目标;在组织维度上,优化政策供给靶向,推动跨界联动式治理;在市场维度上,健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杠杆来配置农村环境要素与资源;在社会维度上,整合农村新型社会资本,培育农村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2012—2022年省级政府环保政策文本

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抓手。基于治理层次政策工具分析框架,以我国31个省级政府出台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文本为分析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11plus质性分析软件,量化分析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选择和组合情况。研究发现,省级政府政策工具运用呈现如下倾向：战略层面“强独立行为限制与引导,弱多元共治体系构建”,战术层面“行政性方式为主,工具组合比例失调”,操作层面“高强制性,低自治(参与)性”。据此提出优化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对策建议：战略层面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现代绿色治理网络体系,战术层面的工具选择与组合应符合“聪明治理”要求,操作层面增加非强制型政策工具的运用。     

中国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分析

中国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经历了允许民间探索、委托部门组织、鼓励多元发展和促进社会融合四个发展历程。包含法规文献、党政文件、讲话批示、章程决议、公益规范等类型,呈现多层次和多类型的特点。这些政策在营造社会志愿文化、倡导公众参与服务、激励志愿组织成长、形成资源支持网络、保障志愿人员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国家关于公众参与志愿服务政策的创新方向应是营造全国共享的政策环境,形成系统健全的体系,建立协同发展的机制。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 ——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自身的机理,理由是环境问题、环境事件和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社会保障政策效应、偏好显示与公共选择

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诸多现象说明必须高度重视偏好显示制度缺位的问题。在现有社会保障体制下,政府对经济主体的偏好进行人为抑制(或者压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抑制会导致经济主体偏好显示的障碍。社会保障公共选择机制包含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政策执行市场。社会保障公共选择机制是指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广义公共选择主体(包括居民、企业、中介组织、政府等)的权责分配结构和围绕社会保障政策的提出(投票规则)、审议、制定、执行、监督、评价等所涉及的程序、规则的总和。推进中国社会保障听证制度建设,使社会保障听证制度法规化和规范化,使社会保障听证制度成为沟通政府与居民、企业的偏好信息、沟通中央政府①与行业部门、地方政府的偏好信息的有效路径,将极大地推进中国社会保障公共选择制度建设,提高中国社会保障公共选择机制的效率。     

英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与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的社区治理是政策主导型治理模式,即政府通过加大社会政策的贯彻力度来实现社区发展的目标。采用事实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阐释了英国社区治理实践的基础、社区治理的总体战略和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英国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政策支持和进行过程监管。同时,"社会企业"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食品安全、社会系统失灵与公共政策--兼论产业政策、腐败与雾霾治理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共治失灵及其交互导致的食品安全治理失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系统失灵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基于食品安全"监管困局"及其形成机制,定义社会系统失灵的概念和内涵,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社会共治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正式或非正式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在社会系统失灵三个核心问题基础上提出的解决社会系统失灵的公共政策方向及策略,包括震慑、惩罚与追溯等正式治理,风险交流、价值重构、重塑行为规则等非正式治理,及二者的动态混合治理,如信息技术与制度安排的混合治理等。对社会系统失灵的分析可以拓展到对产业政策治理、腐败治理和雾霾治理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治理与抵消性规则。     

政策非中性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矫正收入分配中的市场失灵。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整体制度缺失，虽然是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主导因素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小农经济。但在市场经济改革全面开展的今天，政府公共政策的非中性却成为影响农村社会保障的关键因素。因此，应该从健全农民利益的表达机制和公共政策的动态平衡性等方面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     

"文化强国"目标下的文化产业政策导向与选择

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与市场属性.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我国已经形成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产业政策导向.依据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我国构建社会效益导向的政策模式,需要注重"意识形态资源"与"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的行业规制和行政规制等政策措施.为了构建经济效益导向的政策模式,则需要培育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并提升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价值,完善文化产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     

从博弈走向共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多元协同治理——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为例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随着优化农业经营体系的进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崛起,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多中心供给格局逐渐形成。对标公共行政治理理论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在政府作为公共治理核心和主导的“元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力量,以基层政府为平台,整合多方力量的“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能够有效促推乡村振兴发展。     

政策清理与政策整合:基于网络治理的研究

缘于环境、法律、本体及其他变化,部分政策的存在已不合时宜,甚至有政策一出台即滞后,政策清理和政策整合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当前政策清理工作思路不清晰、脉络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到位,政策清理多由政策制定者执行,政策清理不及时和消极被动现象,导致行政人员随惯性执行旧政策,阻滞了政府与社会的信任协调。基于网络治理视野进行政策清理,可推动各级政府信息互动、有效沟通、协商民主、齐头并进,在尊重公共利益和彼此利益基础上整合原有政策的有用部分,保持新政策及时跟进以避免政策空白,实现政策服务公共利益的本原。     

新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文化政策问题

本文旨在对三十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进行一个宏观上的总结和评价.本文从公共政策人手,探讨政府、市场和文化单位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立足于三十年来政府、市场和文化单位所处的历史发展进程,客观评价这三大主体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作用范围,预测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势,就今后一个时期解决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提出了基本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