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环境伦理学对非西方国家的作用

文章追溯了西方环境伦理学在西方近代自然诗、风景画、景观园林和博物学中的起源,指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借鉴作用,但非西方国家不必照搬西方环境伦理学中那些有争议的概念,而必须从自己的传统研究环境伦理学。     

改革开放30年西方伦理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学界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辩证的发展过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我国学界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经过了从片面否定（批判）到片面肯定（接纳）再到辩证否定（辩证批判）的发展阶段。当前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语言障碍与知识结构问题、研究模式或理论的价值取向问题、学术参考尺度问题、伦理思想史与道德生活史的关系问题和学术研究的条块分割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较好的解决。     

试论摩尔的"善是不可定义的"

摩尔认为,“善的”或“善性质”是不可分析、不可定义的孤立性质或单纯概念,“善的”或“善性质”是自明的,不能通过经验和理性来认识,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从而摩尔把“善”摆在了他的伦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位置上,这使他的伦理学体系具有了严密的逻辑性。在这里,摩尔第一次把语言逻辑分析的方法引入了伦理学,开了现代西方元伦理学之先河,对以后的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族伦理学"何以可能?

作者认为对民族伦理学进行反思虽然不是民族伦理学研究的直接内容,但其对于民族伦理学理论的基本建设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民族学的可能性在西方思想中有其根源,而民族伦理学却是我们所特有的。它根植于我们传统思想的深处,有待于在"伦理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全面的发展。     

后现代主义的伦理学启示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评是中肯而深刻的,伦理学是他们所涉及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尽管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是相对零散的,但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因而综合研究其学术成果对于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后现代主义针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可以归结为祛除伦理的三大社会机制,其对现代伦理学的批判则直指其理论上的内在矛盾。后现代主义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对现代伦理学的解构,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西方现代伦理学异化的必然性,并启示着未来伦理学的发展方向。     

西方元伦理学解析

元伦理学是与传统规范伦理学相对而言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它在西方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目前仍然在积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元伦理学并不试图发现或提出任何道德原则,它仅仅用概念分析、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法对规范伦理学已经提出的伦理概念、伦理判断进行判断和分析。元伦理学在现代西方伦理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作用。     

善的求索 --弗兰克纳"混合义务论"评析

威廉.K.弗兰克纳(W. K. Frankena)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二十世纪初,西方伦理学研究以元伦理学为主,其对象只限对道德语言做逻辑的或语义学的分析,以确定其用法.由于元伦理学严重脱离现实的道德生活,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道德冲突及为人们行动提供指导,因而加剧了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和伦理学自身的危机.人们要求重建道德,返回规范伦理学.于是到六十年代,曾被长期冷落的规范伦理学再次返回伦理学的殿堂.弗兰克纳的代表作<善的求索--道德哲学导论>便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写成的.书中用大量篇幅探讨了规范伦理学的问题,并在综合以往规范伦理学各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混合义务论".     

“道德”：在中西日文化互动中流转

＂道德＂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中西方伦理学以＂道德＂为基本研究对象,双方的概念也大同小异。以＂道德＂对译西方moral（s）或morality跨越400多年的时空,于中西日文化互动间,迁徙流转,终告玉成。     

对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些认识

20多年来,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争论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这股思潮的性质、评价标准、以及对其中几个代表人物的评价上;目前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若干尚未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大胆参考或借鉴其某些合理的创建性思想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对我们是有益的.     

近10年来国内关于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研究述评

美德伦理学是以"美德"为基本概念并将行为者及其品格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一种主张.在2010年至2020年10年期间,围绕美德伦理学能否成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学类型,国内学界展开了持续研究,质疑与肯定兼有."美德"是否具有概念自足性、是否能够成为道德确认标准、研究方法是否合理等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争论更为促进大众对美德伦理学优势了解的同时,亦通过对"美德"概念优先性、实践有效性、研究方法合理性三个维度的论辩,在理论框架内确立"美德"概念优先地位并推进美德伦理学独有的行为指导原则的清晰呈现.一方面,该争论更能确切地显现美德伦理学以"美德"为基本概念,包容了地方立场上的道德多样性等独特优势;另一方面,该争论也显现出从实践基础、心灵哲学、道德多样性、跨领域研究多角度为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作进一步辩护的需要.     

重大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三个维度

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幸福感带来一定冲击,对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期,高校不仅要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更要积极开展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培养善于体验幸福、积极创造幸福、正确享受幸福的时代新人。从目标维度看,大学生幸福观教育主要包含促进生命健康的教育目标、坚定理想信念的教育目标、遵守法律法规的教育目标;从价值维度看,开展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将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相统一、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相统一、感受幸福与创造幸福相统一;从实践维度看,教育者要更新幸福观教育理念、创新幸福观教育方法、拓宽幸福观教育渠道,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时期,激励大学生在感恩中体验幸福、在担当中创造幸福。     

民生幸福是社会进步的价值目标

幸福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向往和追求的，个人追求幸福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基础和动因，没有每个人对幸福的积极追求，就没有个体对幸福的关心，也就没有人类的整体幸福。人类的奋斗历程就是一个前仆后继的幸福追求过程，无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多么大的差异，无论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有多么大的不同，追求民生幸福最大化是人类活动永恒的价值追求。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就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群众的幸福要求，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荀子幸福观析论

作为战国末年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对幸福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方面，他在孔、孟之后看到了社会幸福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国家昌盛个人才有可能得到幸福；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祸福的相互转化和德福悖论，他主张修养德行来促进幸福，但他亦勇于正视社会现实中个人主观努力与实际结果的差距。他认为致福的路径：一是加强自身修养；二是审时度势，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汲汲于物质幸福，而更多地去追求精神快乐。因此，荀子的幸福思想是对先秦儒家既有幸福理论的改造。     

股票市场投资与主观幸福感————基于个体投资者的调查问卷分析

基于个体投资者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约百分之四十六的投资者认为股票投资带来的快乐不同程度地超过痛苦。生活的总体幸福感、年龄、投资收益、投资规模是直接影响投资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生活总体幸福评价高的投资者从股市投资中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年龄对投资幸福感的影响呈U形,中年人的投资幸福感低于老年人和青年人;投资者长期的总体投资收益对投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短期内的收益对投资幸福感没有影响;投资规模占家庭资产比重越大,投资幸福感越高;投资的绝对规模越大,投资幸福感越低。此外,认知偏差、投资目标、个性特征等因素可以通过影响投资收益或总体生活幸福感从而间接影响投资幸福感。     

中国本土心理学资源中“乐”的思想

幸福感是目前西方科学心理学关注的一个焦点领域,西方幸福感的研究存在三种思路,即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在中国本土心理学资源中,＂乐＂的内涵与幸福感相类似,文章通过儒释道三家对＂乐＂的解读,意图对中国本土心理学资源中＂乐＂的思想进行探查、梳理,以期能丰富对幸福感的研究。     

公众参与视阈下的公民幸福

公众参与同幸福密切相关。它不仅是幸福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幸福的前提和必由之路。我国公众参与的幸福感不强,根源于公众参与的制度缺失、意识淡薄、参与能力不足。提升公众参与幸福的路径包括推进个人幸福(权利)、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公民精神、提升参与能力。     

地震后家庭幸福指数研究

2008年5月12日,举国震动的汶川大地震打破了平静,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灾后重建,八方支援,灾区人民找回失去的幸福。文章采用问卷调查地震灾区重建后家庭幸福感状况,从物质生活幸福感、环境幸福感和精神生活幸福感三因子反映地震后家庭幸福指数,构建因子模型,以期向爱心人士提供灾后重建的家庭幸福感的可靠信息。     

It Takes Two to Tango: Couples’ Happiness and Childbear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so far considered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s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fertility, neglec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rtner’s well-being. Using data from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BHPS) and event history models estimated separately by parity, we find that in a couple, women’s happiness matters more than that of the male partner in terms of having the first child. Specifically, we observe that couples in which either partner is happier than usual are more at risk of having the first child, but the effect is stronger with higher happiness of the woman. For the transition to the second child, we find that couples in which the woman declares to be happier or less happy than usual have a lower risk of childbirth. We, moreover, find support for a multiplicative effect of partners’ SWB on the decision to have a first child. Our results show that failing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both partners matters for the inherently joint decision making of childbearing can lead to an incomplete view of how subjective well-being affects fertility.     

当代大学生幸福感多维度分析——基于对西部高校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对兰州市部分高校本科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并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定式型幸福感量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学生幸福感与性别、年级、生源地、家庭背景、社会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以此从社会、学校、家庭、个人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给出一定的意见和建议,以提升大学生感知幸福、创造幸福和获得幸福的能力。     

提高军校学员幸福指数的路径探析

军校学员的幸福指数是其学习、训练与生活的直接反映,努力提升军校学员幸福指数,是军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任务。通过对某军校350名学员进行调查,从提高献身使命的幸福指数、学习训练的幸福指数、情感生活的幸福指数和校园物质生活的幸福指数四个方面,对提升军校学员幸福指数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