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晚期美学思想与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

李泽厚的晚期美学思想发生了转向,在美学理论方面,他由早期的“自然人化”和“工具本体”转向了晚期的“人的自然化”和“情本体”;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李泽厚则提出了“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与“儒道互补”等充分体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精髓的重要范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以杨春时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阵营依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泽厚晚期美学思想的矛盾性与缺陷性,从而引发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论争,这便是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学热”浪潮之后掀起的第三次美学论争.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体系在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中趋于成熟与完善,同时,这场美学论争也促进了中国美学学术事业的发展.     

论“儒道互补”在李泽厚美学中的确立

李泽厚提出"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主线"。他把从思想史发掘出的"儒道互补"也应用到美学领域中,引发了美学中的命题矛盾。李泽厚最终通过"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调和了矛盾,获得了"儒道互补"在美学上的确立。     

孔老异路与儒道互补

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并最终形成了儒道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儒道互补在历史上经历了战国和宋明两次高潮,在宋明以后的儒释道三家并立互补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互补实居于更基础的地位。早期的儒道互补是真正的双向互补,后来由于儒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儒道互补事实上主要是以道补儒,具体的内容则有两端──补儒学之缺和补儒学之偏。儒道互补使中国的文化结构趋于自我完善,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趋于完整和艺术化,在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离开了儒道互补,就无从把握和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传统文化的结构与墨学的价值定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结构是儒道互补.但儒道两家都是内圣之学,强调实践理性而忽视认知理性,因而发展不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墨家则突显出一种认知理性精神,显示出走向民主与科学的可能.墨学的“天志”观念所展现的宗教情怀可以为民主与科学提供超越的价值之源,墨学的“兼爱”、“尚贤”观念所体现的人格独立、平等意识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因,墨学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可能作为科学发展的前提.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中融入墨学,使实践理性和认知理性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应是重建中国文化所遵循的原则.     

“活句”与“死句”——道家美学的语言策略

历史上儒道两家的关系,多是儒家唱主角而道家演配角。所谓“儒道互补”,往往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现实社会之需要而以道补儒,即因着道家的思想来修正、调整、补充、扩展自身。儒家之“在朝”与道家之“在野”,主宾关系历来比较清楚。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则不然,道     

关中隐型文化的互补结构及其历史展开——围绕资源配置方式再探关中隐型文化之一

作为关中文化开头的两大篇章,“周”与“秦”已经转化为关中隐型文化中的互补结构,其“抑商”本色在“汉唐文化”中也表现得十分鲜明。以“抑商”为底色和以“周秦互补结构”为政治基调的关中隐型文化还表现为“儒道互补”、“儒法互补”和“儒佛互补”等。这种以多重互补为特点的“抑商”的关中隐型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早期独领风骚,但随着资源配置方式对市场化的吁求日益强烈,它只能陷于落后,其出路在于从“抑商”向“重商”转型。     

论西方美学与李泽厚美学渊源

李泽厚认为中国古典文化是“以乐为中心”的“乐感文化”,“乐感文化”有着西方“游戏说”、“快乐说”的影子;李泽厚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也来源于形式主义美学,他在其理论形成的后期提出了“度”的概念,主张用历史本体论反对任何精神心理实体的存在,这一思想的转变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有关.符号论美学中艺术不是个人情感的自我表现,而是作为表现人类情感的特殊符号的“情感符号”理论也得到了李泽厚的重视,因而其实现了从群体性向个体性、必然性到偶然性、理性向感性的学术转向.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性欲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也同样影响了李泽厚的美学思想.     

李泽厚美学体系质疑

1950年代,李泽厚将黑格尔的“理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进行了成功的嫁接,实现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化。1980年代他把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加以唯物化,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这就是李泽厚的“移花接木”法。李泽厚哲学是工具论哲学,它是起点,也是贯穿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线索。中期李泽厚提出建立主体性哲学,后期又提出“情本体”。进一步强调了感性、偶然性和情欲论,但是,“情本体”和“工具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结构。因此,工具论在学理上桎梏了他学术发展的潜力,使之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为了突破这种理论上的尴尬局面,李泽厚把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三大批判相互参照,用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历史观来改造康德的先验主体性。李泽厚试图将“先验”变成“历史”,这历史不是黑格尔所言的“总体历史”,而是具有人类社会实践的具体历史。他同时要推翻两个哲学家,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由此导致李泽厚的“主体性”变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哲学概念。概念语义之间经常产生矛盾,相互抵触,貌似严密,实际上逻辑欠缜密。虽然他自己生造的词语很多,但还是掩饰不住内部体系的紊乱。     

《易传》符号解释视域下的儒道互补会通

文章从易学解释对象、对道的解释和天人观三个方面论述了儒道互补会通.作者认为,脱离卜筮语境的易文本符号,意义不确定,为后世解释者提供了一个多元的、自由的理解和解释的空间,此为易文本符号成为儒道两家的文本和思想重要源头的原因.作为易文本解释之作<易传>不可能脱离文本、完全按照早期儒家已有思想解释,而是必然要选择儒道两家观点、思想和思路.<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主要取决于易文本阴阳符号,从方法论和哲学体系建构框架为儒道两家融合提供了可能性,而"见仁见知"承认了前理解存在和以前理解为前提形成合理的偏见,展现了儒家在易学解释中严谨的易学态度和宏大宽厚的学术视野,最终指向儒道兼收并蓄,避免了儒家在解释道时走向任何一端,这是<易传>之所以能够超越了儒家自身、融儒道两家为一的主要原因.<易传>虽是儒家解<易>之书,却不同于一般儒家解释作品.<易传>之道,既非儒之道,也非道家之道,而是内涵儒道两家的易道.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易传>解释学在尊重易文本原义的大前提下,极大限度地接受了儒道两家已有的论证思路和思想内涵,既重天道也重人道,从天道论及到人道,系统而圆融,建构一套较为完整的、具有易学特色的天人合一的体系,真正实现儒道互补和会通.     

葛洪儒道互补的生态美学和谐观

针对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生态美学问题,使用以古照今、古为今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葛洪儒道互补生态美学和谐观的研究,发掘其生态美学思想对于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获得了对待当今生态问题的新认识：只有平等对待天、地、万物中的一切,把他们当作主体,共同发展,才是真正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研究证明,葛洪儒道互补生态美学和谐观理论在当今构建和谐的社会是可行的。葛洪的儒道互补生态美学和谐理论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都有着许多值得当代人认真学习和思考的地方,特别是对实现“以人为本”终极关怀目标和倡导“和谐世界”的思维理念,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道”的演变看三教融合

“道”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变化发展的,“道”的演变反映出不同时代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演进轨迹:汉魏时期的儒道互补、隋唐时期的佛道合流、宋元明清时期的三教合一。三教融合成为历史的主流。因此,从“道”的变化视角研究三教融合,在三教关系史上具有深刻意义。     

论先秦儒道"和谐"思想之异同

先秦儒道两家都认同“和谐”是一种规律或法则,是一种理想状态,强调人要和睦相处,崇尚“天人合一”。但先秦儒家主张心为主宰,注重人的力量和德的作用;先秦道家却主张超越世俗,看重“天和”,认为人的本真就是和谐的,要皈依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二者双峰并立,相映生辉,共同支撑和影响着中国和谐思想的发展。     

江淹思想略论

江淹是我国南朝诗人、辞赋家,在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界对江淹的作品及其生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其思想的研究相对有所忽略。江淹的思想兼有儒道释三家,三者相融为一。江淹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思想贯穿其一生,成为江淹一生最根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其儒家思想具有通脱的特点,是南北朝动乱不安时代儒家思想在安身立命方面的曲折反映;而以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为辅,其佛家思想又依附于道家思想之上。     

对生命“有限”性超越的哲学思考

在有限的生命存在中,人何以超越其生命的有限性,中外古典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稍有不同。西方哲学家是通过否定人的有限存在来寻求对生命有限性超越的解决,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则是从承认人的有限存在,并在人的有限性存在中寻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儒家和道家而言,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存在一些差异。儒家走的是“有为”式的超越之路,而道家走的是“无为”式的超越之路。事实上,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最终是一种价值的超越。这种价值的超越既可以是一种个体的行为,也可以是一种群体的行为,在今天仍有思考意义。     

《抱朴子内篇》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道儒思想的会通

“道”“玄”“一”均为《抱朴子内篇》的核心概念。葛洪以“一”为桥梁,沟通进而统一“道”与“玄”的“一贯道玄”理论构架,并以此会通道儒思想,构筑了一个兼综道儒的神仙道教哲学体系。据此,葛洪提出了新的道儒关系。     

老子治世之道与社会和谐

基于"道"的哲学理念,老子设想"为腹不为目"的圣人人格,提出"无为而治"的基本原则,画出"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蓝图,表达了道家的社会和谐思想。道家比较强调尊重个体自由,儒家比较强调群体至上,儒道两家的社会理想构成互补效应。     

《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

在西汉时期的论“学”之作中,《淮南子》与《法言》颇具代表性,二者充分反映出道、儒两种不同思想立场的学习观。在学习的重要性、态度及条件等方面,《淮南子》与《法言》存在交集之处,但在学习的目的、内容、精神及境界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道、儒思想的立场差异,是《淮南子》与《法言》论“学”异、同的根本原因:前者追求原性返初、清静无为的道家之学,从“治身”和“治国”两方面批评儒家之学;而后者则立足儒家教化观念,强调仁义礼乐之学的根本性,反对道家之学。在儒学独尊、黄老衰歇的时代变化中,《法言》所代表的儒家之学,最终成为影响汉代士人的主流学习观。       

比较儒家和道家关于"游"的审美观

"游"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定的审美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儒家的游和道家的游各有不同的特点。道家的游是超脱之游、虚己之游、隐痛之游;儒家的游是入世之游、实己之游、显痛之游。     

寇谦之援儒入道思想述评

北魏时期的道士寇谦之,以儒家礼教规范道教,主要是从儒家的"礼度"、"唯贤是授"、"中和"、"入世精神"和"男女授受不亲"五个方面援儒入道。寇谦之"援儒入道"的道教改革,实现了道教的发展和安邦治国的使命。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