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唐代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在中国音乐发展过程中,唐代音乐占有重要地位。它全面继承了唐代以前多种音乐文化遗产,并在此基础上融汇创新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民族音乐,是我国历史上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其主要原因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统治者对音乐的爱好与提倡。但音乐教育对唐代音乐繁荣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因为较完善的音乐形式与内容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高水平的音乐人才;二是高度繁荣的音乐文化是音乐人才培养成果显著的标志和最好的说明。因此,音乐教育为唐代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不仅推动唐代的音乐繁荣,并对以后的音乐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唐代的音乐教育主要通过太常寺、教坊、梨园等音乐机构来实施和展开。唐代音乐的     

唐代教坊及内教坊乐官考论

教坊的乐官包括梨园教坊使、教坊使、教坊副使、都判官、判官、都都知和都知等,教坊的高级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乐官则由精通音乐的乐工担任。尽管有的教坊乐官深受皇帝宠信,但教坊乐官的地位并不高,他们在任职方面颇受限制,其地位要比其他的官员低。唐代的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     

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化教育知识内容的考察

相对男性学校教育内容,古代的女性家庭文化教育的内容相对贫乏些,但一部分经过发蒙后的女性所学习的知识内容,或者所涉猎的文化知识已经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层,有些女性已经达到了读经解经的阶段;而在宫廷教育中,不仅教授一般的文化知识,且对宫人施行伦常道德的教育;教坊、青楼女性们所学习、接受的文化教育为"书学"、"算学"、文学历史、诗词歌赋等内容,其艺术知识修养内容为音乐、歌曲、舞蹈、杂剧、绘画等,与良家妇女相比,教坊、青楼女性所学习的知识内容比较浅显,没有高深的"四书五经"的内容.     

唐代宫廷音乐机关与唐诗的汇集及传播

唐代宫廷音乐机关主要有太常寺、梨园和教坊。它们在以音乐服务于朝廷的职能之外,还兼有汇集和传播唐代诗歌的作用,它有助于诗人传名,鼓励诗人努力创制合乐诗歌,并为唐诗的后世流传奠定了音乐基础。     

《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的方法论意义

盛唐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诗歌创作与演唱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唐诗成熟与繁荣又和唐乐有重要关联。唐诗在唐代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歌诗”, “歌诗”的发展则与唐教坊关系密切,唐教坊作为一个准娱乐行政机构,在唐诗创作与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王立著《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从制度层面对此做一解读,并在方法论层面上做出了系列突破。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     

简论中国古代青楼女性的文化教育

中国古代对教坊青楼诸歌舞娼妓开展的文化教育颇具特色.尤其至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更加丰富多彩,在社会中逐渐形成一种既注重外在姿貌的修饰、又注重学习修养文化艺术知识的“青楼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遂出现了一大批精通文史知识、能诗会赋的青楼才学之辈.不仅如此,对青楼女性进行文化教育的史实,也对民间女性接受文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代梨园乐官新证

梨园的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唐代教坊妇女生活简述

中国的音乐、舞蹈和各种民间艺术,到了唐代出现了一个十分兴盛的局面。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唐朝经济的空前发展。雄厚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事业的发达,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的辉煌成就,与各种艺术形式的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便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这些都是唐代音乐舞蹈和各种民间艺术十分兴盛的重要原因。然而,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教坊的设立,对人才的收集和培养,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之一。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唐代官妓及对诗词创作和传播的影响

产生于唐、流变于宋的官妓制度与唐宋文学、音乐的发展及一些具体作品有密切关系.学界缺乏对它的全面描述.文章对其进行系统地辨析后指出：地方官府蓄养乐妓供地方官员宴饮佐欢的官妓制度是由唐代的节度使制度催生的;官妓归属于地方官府.长安无官妓.官妓有多种称呼,如营妓、乐营子女、官奴等.官妓居位于乐营;乐营中还有官府蓄养的男性乐工,故乐营中除未婚乐妓（乐工）、亦有乐妓（乐工）家庭居住.官府对乐营的处所安置比较讲究,并常将乐营作为官府宴饮欢娱之所.官妓主要来源于乐户加入和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鬻卖,而非犯属籍没.     

略论中唐诗人与乐人——兼析唐诗与音乐之关系

唐代诗人对乐人的广泛关注是在中唐,而不是在音乐处于鼎盛的盛唐,用音乐的繁荣来解释唐代诗坛这一现象显得过于笼统且不准确,其主要原因乃是中唐诗人从乐人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文化元素,将之与国家兴衰、士人命运、生命感叹等诗歌传统主题联系起来。中唐诗人对乐人的关注不但使得唐代诗歌内容更为丰富,而且使诗歌与音乐结合更为紧密。     

唐宋步虚韵的词学观照

道教音乐中的步虚韵与汉魏清商乐尤其是南方祀神歌有密切渊源,与佛教梵呗也存在同源互通的关系。唐宋时期步虚韵渗入燕乐并迅速流衍盛行,步虚词的齐言、杂言变化对考察声诗、曲子词的转变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不少词调如《捣练子》《步虚子令》《忆江南》及《西江月》等都与步虚韵、步虚词相关。     

唐人生活中的乐舞之娱

唐代的乐舞之娱,遍及宫廷和民间。唐代帝王之中,不少艺术修养极高,他们不只是乐舞的欣赏者,也是乐舞的实践者和创新者,在这种氛围中,宫廷内外,一批优异的乐舞脱颖而出。除宫廷乐舞艺人外,唐代的官府、军队亦有乐籍歌舞艺人,王公贵族、豪门官宦,蓄养能歌善舞、年轻貌美的私伎成风。在唐人的生活中,凡是官宦富室、文人士子等欢会酒酣之际,必有乐舞,寻常乡闾也濡染歌舞风习。在开放的政治文化政策下,唐代乐舞亦积极吸收外来元素,缀染上浓重的域外文化的色彩。歌舞的美好和欢娱,带给唐人相当大的精神享受和生活满足,也使他们的生命浸润着艺术的芬芳。     

唐代有关乐工小说的符号阐释

唐代音乐发达,乐工作为宫廷音乐组织、编排、演奏的主体,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小说中的乐工不仅具有高超的艺术造诣和艺术修养,而且表现了高尚的艺德和人格品质。在中晚唐战乱频仍、山河日下的社会背景下,他们流落各地,穷困潦倒,往往与一些同样失意的诗人邂逅,共同出现在小说视野中。此时乐工就具有了符号象征意义,与失意诗人及其诗作一起生成作品文本的情感特质知音情结和黍离之痛。     

唐宋“军伶”考

军伶指服务军营的各类音乐演艺人员,唐宋的军伶是在汉魏以来的军队鼓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时期,受京城上层社会宴饮必备音乐风气的影响,军队中开始聚集各种类别的音乐演艺人员,并设乐营进行管理。和鼓吹用于战争不同,军伶主要是在军队的宴会上进行表演。唐代乐营对军伶管理较为松散,他们不需集中军营,有宴会时才召集他们,平时他们则为生存物资而游走于士人官宦之家。宋代的军伶则完全隶属于军营,只有军营放停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军伶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宫廷音乐世俗化的表现,也是唐代京城上层音乐娱乐方式向地方下层普及的反映。     

唐音乐文化影响下的中晚唐传奇

唐代音乐文化尤为繁盛。唐音乐在立足汉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的精华,形成了辉煌的燕乐系统。唐代各艺术部类都受到音乐的润染。该文以中晚唐时期的传奇小说为切入点,探讨其中蕴涵的深厚的音乐文化。并且从中发掘音乐的永恒魅力,体味中晚唐传奇独特的音乐内涵。     

“赢得青楼薄幸名”新解

“赢得青楼薄幸名”,出自晚唐诗人杜牧《遣怀》一诗。一般评论者认为“赢得青楼薄幸名”是赢得青楼无情之意,这完全违背了诗人的原意。该文结合诗人人生阅历,透过表层分析,认为“赢得青楼薄幸名”是赢得青楼有情之意。     

白居易与乐人交往考

白居易曾与数量众多的乐人有过密切的交往，可考者约45位，其中宫廷乐人8位．府县乐人22位。家乐13位，青楼歌妓2位。这种人生体验对于白居易诗歌的创作、传播及诗歌理论均有着密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