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东晋南朝文化场域下的陶渊明接受研究

陶渊明作为伟大的诗人是在宋代被追认的。在当时及其身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被误读着,即使受到不多的称赏也往往局限在非文学的或形式的维度。尤其是东晋南朝的一百五十多年里,陶渊明是较为寂寞的。这主要与东晋南朝的文化场域息息相关,表现为他在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审美趣味等方面与时代的差距与悬隔。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下)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上)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

考察《文选》所选录的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该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的情况。大致说来,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太学等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士子辐辏于洛阳,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东汉的"羌乱"及西部人民东迁对后来的文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选》选录三国时代作家二十二人,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西晋运祚虽短,但被《文选》选录的作家却达三十二人,其地域分布似较两汉、三国有所扩大,但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沿岸一带及淮北地区,这些地方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文选》选录东晋南朝作家共三十六人,绝大部分为黄河以南人氏,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越国崛起: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范本

越文化意涵多重,其最早享名于世的形态,乃是先秦时期的越国文化。越国文化的建树甚多,就政治层面而言,通过灭吴崛起,它创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范本,成为缔造中华民族精神的元典范型之一。南宋在民族危亡的胁迫之下能延续一百五十年之久,远超过东晋、南朝的任何一个朝代,其建都越国故地,受到这一优秀政治文化范型的更多浸染,不能不是个中原因之一。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精神重塑进程中,这一政治文化范本仍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南朝名门吴兴沈氏宗族考论

吴兴沈氏是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家族 ,其虽既非中原南渡之高门大族 ,也算不上是江南土著的甲第豪门 ,但却涌现出许许多多名重一时、才智超群甚至左右政坛的杰出人物。将吴兴沈氏这一特定的宗族作为典型 ,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其作个案研究 ,可以探求这一宗族长盛不衰的原因以及南朝这一特定历史时段宗族制度的若干特点。     

临沂士族与民族文化

秦汉魏晋时期，临沂士族人才辈出，使该地区成为居全国领先地位的高文化区。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和浓重的学术氛围，尤其是色调各异的楚文化和鲁文化的交互影响，铸就了古临沂独有的文化特征。及至东汉、西晋末年，北方连年战乱，部分临沂士族徙居江左，他们不仅在东晋南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显要角色，而且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南方经济的开发发展起着重要影响．．．．．．     

对赫哲族历史文化传承与演变的认识

赫哲族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流域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在长期的渔猎生产和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和文明成果,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江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类型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环境、经济、政治等原因,赫哲族文化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深入研究赫哲族文化内涵与特色、传承与变异,分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有益于赫哲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益于引导赫哲族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有利益三江地区经济开发和文化建设。     

东晋南朝货币经济和封建社会体制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东晋南朝时期,货币经济虽然走出了它的低谷时期,得以舒展,但仍呈现为一条时有起伏、曲折向上的轨迹。这主要因为它除了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总趋势的影响之外,还直接受到时代特征的制约,致使东晋南朝的货币经济表现出既不同于前代秦汉,又不同于后代隋唐的特殊面貌。东晋南朝五个朝代,除了具备中国封建社会所应有的一般特征外,更表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其一,东晋南朝虽处于中国历史的分裂时期,但从其相互衍接的五个朝代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集权体制,并未因分裂而中止,相反却得以继承和发展。其二,在当时的经济制度中,最大的特点是大土地占有和小土地占有长期共存,并与五个朝代相始终。这是它与前代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意在从这两个时代特征出发,对东晋南朝货币经济特点作一分析,从而寻找其中历史的必然。     

汉大赋体制形成过程中的时代因素

汉大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和汉代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除了文体的继承发展因素之外,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具体状况都直接影响着汉大赋的内容和形式,帝王的提倡、贵族文士的具体生活状态、文化教育发展、政治制度的具体规章、文学审美观念的特定形态等等都决定着汉大赋诸方面的基本特征。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

我国表演艺术的发展,在汉代就已产生了以音乐伴唱演述故事的相和曲、横吹曲和杂曲歌,同时还出现了以讲说和唱诵故事为主的俗赋,以及将歌、乐、舞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表演故事的歌舞艺术雏形。西晋时期出现的一批故事体歌诗,正是汉代表演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歌诗或歌咏正史中史实,或敷衍民间故事,或为前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诗的改写,均为历史题材,具有一定的情节,并与音乐或歌舞密切相关。其所歌咏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成为后来说唱文学的常见题材;其集故事性与表演性为一体的特点,也被后者所继承。因此,西晋故事体歌诗不仅对说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说唱文学的重要源头。对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认识。     

试论诗教的汉代儒学特质

诗教被汉儒视为最新最畅的审美规范,是先秦政教文学观念承变的结果,更与汉之时代、文化思潮息息相关,极具汉代的儒学特色.本文试剖析诗教与汉之社会结构的关系,展示汉之诗学主体的表现形式,以阐明诗教的本质精神,并进一步论述了诗教的理论特征,以示其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中的地位.     

“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

“河表七州”曾为南朝疆土 ,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入魏后 ,此地人士虽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歧视 ,但他们将南朝学术带入北魏 ,对南北学术交流和北魏学术文艺的兴起 ,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代之学"与中国古典学的本体构成和精神接续

中国古典学本质上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分为古典文明与古典学术两个时期:以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为本体,而两汉至清对经典的文献整理、义理阐释和考据证明学则构成了古典学术史的重要阶段。城邦社会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社会空间;礼乐文明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土壤;器物艺术是中国古典文明的证明形式;经典时代是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是古典文明的独特书写形式。古典学的本质是接续古典精神,以复古为解放,激活人类生命和创造精神。     

性、纸与笔：中国文化二题

汉民族民间歌舞不够发达,而且自宋以后,越往近代,越靠近汉民族文化中心区,就越不发达,这与汉民族文化中强烈的性禁忌有密切与直接的关系。纸、笔(印刷)是书面文学传播的重要工具、手段与方法,对书面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的造纸术与印刷术在宋代发展成熟并且相汇,使文学作品的大规模展开与传播成为可能,从而为宋元时期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基础与前提。     

谶纬文献初步形成于汉成帝时期考

谶纬文献是汉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的具体时代众说纷纭。无论是通过对《后汉书.杨厚传》有关记载的推断,还是基于《华阳国志》"王延河平"和《汉书.李寻传》李寻说王根之语中"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的记载,都可以推断谶纬文献的初步形成时间不晚于汉成帝时。至于在学界影响较大的谶纬起于哀、平说,则可能缘于对张衡奏疏内容的"误解"。     

解忧公主与王昭君比较研究

解忧公主和王昭君是汉代和亲女中最为著名的两位,但是她们二人的作为和历史贡献是有差异的,虽然王昭君出塞对于巩固、维护汉匈友好关系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她本人在出塞之后基本上无所作为和行动,而解忧公主则在政治乃至军事等方面均有较大作为和行动,从而为实现汉武帝欲与乌孙共灭胡的战略计划作出了积极贡献,促成断匈奴右臂战略目标之完成。她们二人的这种差异,主要是时代赋予她们的历史使命不同决定的,也与她们的出身、素质之差异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