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有关重婚的几个问题

重婚是违法犯罪行为,一直为法律所禁止。现行婚姻法在原则、法律责任及救助措施等方面对重婚问题进行了规定,这体现了对重婚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但同时又由于现行婚姻法对事实婚姻的不再承认,使得对重婚的理解出现歧义。本文就有关重婚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粗浅看法。     

对一夫一妻制度的理性思考

一夫一妻是婚姻法的重要制度,甚至可以说它是婚姻法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制度。婚姻登记制度应服从一夫一妻制度,当登记制度与一夫一妻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牺牲登记制度也应维护一夫一妻制度。婚姻的效力与重婚的构成要件无关,违反“任何人不得有两个或更多配偶”的规则．就是重婚。我国现有婚姻法过分强调登记,否认非婚同居的违法性,背离了一夫一妻制度的精神．其危害将可能导致否定整个婚姻制度存在的价值,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危害后果。不容否认,一夫一妻被架空是婚姻法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而坚持一夫一妻、禁止各种形式的重婚是婚姻法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     

关于婚姻效力立法的思考

婚姻的有效与无效是建立在婚姻成立的基础上，由于我国婚姻法未能区分婚姻的成立要件与婚姻的有效要件，以致关于婚姻效力的立法存在着不少缺陷，尤其是关于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一些人把事实婚姻、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等理解为不存在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再行同他人结婚亦不构成重婚。实质上，这种说法混淆了婚姻的成立与婚姻的有效。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婚姻的效力制度进一步完善，严格区分无效婚姻和无婚，完善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重婚无效宣告的法律问题

重婚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包括事实上的重婚和法律上的重婚。事实上的重婚为当然无效的重婚,无须由法院宣告无效;而法律上的重婚须经法院宣告才能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发生婚姻效力。前婚的有效终止是法律上的重婚无效宣告的阻却事由,这种终止除了离婚、被宣告无效以及被撤销,还应包括配偶一方的死亡。     

以客观解释论解读重婚罪

依据客观解释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婚姻”,可以导出“合法性”不是婚姻的本质属性;以刑法的理念为指导解读“夫妻名义”,可以知道“夫妻名义”是婚姻实质的客观表述而不是口头的宣称;以刑法的目的导向洞察“重婚”,能够明白“重婚”的本质是二个或二个以上婚姻关系的并存与重合。     

事实婚姻与"重婚"关系之探讨--兼议民刑"重婚"之关系

重婚罪与非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而事实重婚的情形又往往为症结的所在,本文主要针对事实重婚的情形,运用我国民法关于事实婚姻的相关理论分析事实婚姻与重婚的关系,并将民法中的重婚与刑法中的重婚作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刑法中的重婚行为的认定要以民法中的重婚的界定为基础,并要考虑其自身特性。     

试论重婚和重婚罪

自民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起在法律上不承认事实婚姻后，对事实上的重婚是否承认、如何惩处、怎样认定和处罚重婚罪，司法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同的认识。本文认为，应正确界定重婚、重婚行为和重婚罪，严厉打击重婚罪犯，以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婚姻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法经济学角度看,婚姻关系不但是一种契约,而且是一种关系契约.结婚的经济缘由取决于当事人成本与效益的比较.而影响婚姻效力的因素主要有结婚登记的履行、婚姻当事人缺乏缔约行为能力和资格、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重婚和近亲结婚以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等.     

试论第三者应成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修改后的婚姻法将损害赔偿的相对人锁定为婚姻关系中有过错的一方 ,不涉及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然而 ,对破坏婚姻关系导致离婚的第三者应否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有必要作理论上的探讨。本文通过对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行为的性质及危害性的论述 ,提出应将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者列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违法婚姻与女性教育

在1950年婚姻法颁布40年,1980年婚姻法颁布10年之际,考察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现状,我们看到,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已在中华大地上牢固地建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已经成为人民缔结婚姻的行为准则,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关系大都是幸福美满的.然而,我们也须看到,我国社会现实,违反婚姻法的婚姻关系也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据统计,在辽宁、云南、湖北、四川等省,现存婚姻关系总数的15%—39%属于违法婚姻.在青海省,每年约有8万对青年男女结婚,其中有40%左右     

对重婚罪的重新解读--兼对妨害婚姻、家庭罪整体搬迁之利弊分析

从实然的角度讲,现行刑法中重婚罪的主要法益是配偶在夫妻关系中要求对方忠实于自己的权利,次要法益才是一夫一妻制。被害人承诺配偶重婚的,重婚行为不构成犯罪。前后都是事实婚姻,不构成重婚罪。重婚罪是即成犯,追诉时效从犯罪成立之日起计算。现行刑法中遗弃罪的法益是需要扶助人的受扶助的权利,对象不限于家庭成员。妨害婚姻、家庭罪整体搬迁弊多利少。     

论重婚人之赠与权利限制——从一起第三者受赠遗产案谈起

重婚是一项刑事罪行,同时也是侵犯他人合法婚姻的民事侵权行为,重婚人不能因自己的违法行为受益。因此,法律应明确对重婚人因重婚行为而发生的赠与权利进行限制。     

立法惩罚“第三者”:理性的选择

新《婚姻法》出台后,关于是否应立法处罚介入婚姻家庭关系的第三者问题引起了众多的争议。立法惩罚第三者,究竟是历史的倒退还是法律理性的选择呢?本文从民法的公平价值理念和婚姻法的立法主旨角度出发,分析认为第三者介入合法婚姻家庭关系,实质上是对无过错配偶的配偶身份权益的粗暴侵犯,理应追究其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对于实践中第三者的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     

台江县苗族婚姻习俗与强奸罪冲突问题调查与思考

未成年人性犯罪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而未成年人犯强奸罪作为一种严重的性犯罪,是要受到刑法的严厉罚处的。文章作者走访了黔东南台江苗族地区,调查当地苗族未成年人犯强奸罪的案例,不难看出许多未成年的强奸案件是发生在婚姻传统习俗的“游方”中或者早婚中,与幼女发生性行为而导致犯罪。从对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地未成年人强奸案有其特殊性。文章以文化为视角,准确“度量”出国家刑法和苗族婚姻习俗在处理此类犯罪案件时需要的“必要的张力”。     

婚内强迫性行为非罪的刑法精神分析

婚内存否强奸,一直是刑法学争议的问题。从现代刑法精神的角度来解读婚内强迫性行为这一法律现象,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侵犯的不是妇女的性的权利,因而,不构成强奸罪,行为人只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道德责任,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以此为前提,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非罪符合公正性、宽容性、经济性等现代刑法精神。     

民国广州报纸婚姻案件报道中的法律词语--从法律变革的视角看

清末修律启动了中国法律文本的重大变革历程,直到南京国民政府颁行《民法》五编并两次修订颁行刑法典而基本定型。在此法律激变的背景下,1927~1937年间广州商办报纸婚姻案件报道中常见的指代婚姻法律关系的词语,呈现了复杂图景,显示出报纸法律意识的不确定性。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刑法与环境法的协调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包括刑法与环境法在内的现代法治手段具有内在需求.分析表明,中国刑事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率较为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导致两者协调性较差的原因有:(1)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在一定时期呈现出价值分离的状态;(2)生态法益没有成为环境犯罪判定的核心指标;(3)环境执法的难点问题并没有转化为环境司法的重点.提升现阶段中国刑法与环境法协调性的主要进路有:(1)实现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的紧密结合;(2)逐步实现刑事立法的生态化,促进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3)加强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生态法益的识别与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