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义行废说

<正> 词义是现实现象的反映。汉语的词是用汉字记录的,书面的形式是一个一个的方块汉字。在古代汉语里,字和词的关系一般是统一的,所以研究古汉语即以字为研究对象。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解的对象就是文字。这是一部“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见王念孙《说文解字序》)的书,说字形,明声音,解字义。解字义正是训诂工作。许书成于东汉,到清代段玉裁替它作注,中间相隔一千七百多年,社会发展了,语言文字也随着发展,字义自然也随着发生变化。许书以收小篆为主,所以说解字义是根据小篆,而所说皆本义。段玉裁作注,于字义部分多有阐发,值得注意的是他常常注出某义行某义废。行废之说,根于文字本身,也缘于社会发展。根据《说文》,本于文献,参照段注,字义的行废,可得数例,分说于后。 (一)字义未见或少见经传而废例有些字的本义不见文献语言,因而本义便自然地废而不行。殿《说文》:“殿,击声也。”段注:“此字本义未见。”殿训击声,文献未见     

关于王安石的《字说》——驳“四人帮”喉舌所谓《字說》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根据”的谬论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他在推行经济和军事改革的同时,为了在文化学术方面与变法运动相配合,树立革新派在文化学术上的统治地位,设置了“经义局”,以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观点去训释《诗经》《尚书》《周礼》,号为《三经新义》;又撰写以说解文字为内容的《字说》廿四卷。这就是当时所谓“荆公新学”的基本内容。《字说》写作始于治平年间(1064—1067),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元丰五年(1082)进呈朝廷。《字说》问世之后,风行一时,曾作为教材颁于学官,有司用来科学取士。在《字说》的介绍、研究方面,当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     

《说文》部首性质探讨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说文》540部,“是文字学原则的部首,而不是检字法原则的部首”,明代梅膺祚《字汇》在《说文》540部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214部,才是检字法性质的部首。这种把说文部首与检字法部首对立起来的看法,未必妥当。实则许氏所精心创制的540部,既是说解文字的文字学部首,也是供读者查检用的检字法部首。一、《说文》部首的设立《说文》将所收的9353个字,按小篆的形体构造,把具有共同表意部分(王力称之为“意符”)的字归为一类,共分540类。每类字就以这些“共有的表意部分”作为代表字,叫做部首。《说文》部首有的是独体字,也有许多是合体字,这些部首字以一定的形体,表示一定的意义,成为各部字的基本构件,在字形和字义两个方面统领     

论段玉裁对《说文》形声字的改说

形声字声符有意的说法,早在宋代就提出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王圣美提出右文说,认为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淺”字,左旁“水”表类,右旁“戔”表义,“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歺之小者曰殘,贝之小者曰贱。诸如此类,皆以戔为义”。(沈括《梦溪笔谈》卷14)王安石作《字说》24卷,把许多形声字改说为会意字。例如他解释     

说“解酲”

解酲一词在古代诗文中屡有所见 ,而各种注释又都模糊不清 ,《汉语大词典》释为“醒酒 ,消除酒病。”台湾版《中文大词典》训作 :“解宿酒也。”两部大型辞书都认为“解酲”是醒酒的意思 ,因而许多古诗注释也都沿用此说 ,将古诗文中的解酲一词均训作醒酒、消除酒病。我们详读了大量诗文 ,认为此说有误 ,以下数例可证 :(1)客醉眠未起 ,主人呼解酲。 (孟浩然《戏赠主人》)(2 )酒伴来相命 ,开樽共解酲。 (孟浩然《晚春》)(3)五斗解酲尤恨少 ,十分飞盏未嫌多。 (元稹《放言》)以上三例 ,几乎所有的注释都将“解酲”注为“醒酒”的意思。但是 ,以…     

对转注、假借的再认识

“六书”是作为六种造字法被总结出来的,秦汉至唐都无甚异议。《汉书·艺文志》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颜师古注:“文字之义,总归六书,故曰立字之本也。”可是到了南唐,徐锴就隐约地提出假借是用字之法。他在《说文系传》中说:“假借则一字数用,转注则一义数文。”清代学者戴震除了肯定假借是用字之法外,还提出转注也是用字之法。他的《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说:“四者(指事、象形、谐声、会意),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     

金圣叹律诗分解说探析

穷困潦倒的金圣叹穷尽力气要评点六部“才子书”,但仅完成了《水浒》、《西厢》便绝命于“哭庙案”,临终前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的诗句,看来他的唐诗分解是意外的收获,对此他颇有些自负:《与徐子能增》中说:“总之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解’之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经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謋然而已解也。”他认为诗的分解是很重要的,《唱经堂杜诗解》中《赠李白》一诗的注释说:“夫人未有解数不识,而尚能为诗者也。”《与顾掌丸》中有:“分解,而后知唐人律之严,真是一字不可得添,一字不可得减也。如使不分,     

被埋没的理学字义精妙之作：程若庸《增广字训》新探

因原刻本失传，被元人赞为“宇宙间精妙之书”的程若庸《增广字训》自明以来一直遭受被埋没、误解之命运，“村塾学究”发蒙之书成为其固定标签，故有必要重解之。就原北平图书馆所藏该书元刻本残卷看，在文本结构上，《增广字训》创造性采用字义与类纂相结合的新形式，集前贤同类著述之长，巧妙地完成了概念的精简界定与思想的深入阐发；就字义思想言，相较之前同类著述，该书所收字义最广泛全面，字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亦最分明，且字义构成形式最多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独创“类纂”,精选博收宋代理学诸说，以“愚谓”系统深刻地表述了自身的理学见解及对朱子的反思。因此，《增广字训》实现了理学的训蒙普及与理论拓展双重目标，可谓理学范畴研究深具体系性的大成精深之作，对理解宋元朱子学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徐笺》补正《段注》说解字形的成就

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在补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字形分析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表现有三:运用钟鼎文研究的成果来考证字形;吸取宋元明文字学研究之精华,继承与发扬其说解字形正确的部分;通过对字义、词义的分析,结合汉字造字理据说解字形,补正段说.虽然他的字形分析有的并不正确,有的考释有待商榷,但瑕不掩瑜.纵观《徐笺》中对《段注》说解字形的阐释、批判与补正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难发现,徐氏乃是在坚持考据精神之下,主要以古文字为切入点和依据,并触及字义,来考察、分析汉字字形,并继承和发扬了宋元明时期《说文》学领域的治学精神,许多结论都与后世出土的古文字资料相合.不仅在《段注》说解字形的补正上取得了成绩,更为汉字的字形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纲《书》学资料辑佚及价值研究

张纲《尚书讲义》早已亡佚,辑录诸家所引可得5万余字。张刚训诂好析字拆词,以会意说形声,强拆同义词为说。训诂重字词之义理阐发,主以阴阳思想、道家之说、刑名之学解经。在方法和思想上直承王安石。考索张纲《书》学,可以研究其思想及渊源,探究王安石《书》学之影响以及当时之社会思潮。     

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

以往学界多认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王安石日录》入正文,是不因人废言的良史作派,但这只是注意了李焘用《日录》订正史实的一面,而在具体到事关新法是非以及针贬变法方面的深刻用意却很少注意。实际上李焘是用王安石自己的记录来否定变法。     

从宋人笔记看王安石的人格

采辑宋代文人书札笔记中有关王安石的史料并粗加甄别,在对王安石的体貌气魄和人格形象略作探析之后,着重对王安石的人格从六方面作了述评,以求公正评价王安石的体貌人格。     

论王安石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王安石精神主要表现为：追求真理的无畏战斗精神，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精神，革故鼎新的革新精神，务实有为的实干精神。弘扬王安石的精神，要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借鉴，积极推进当代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业，从传统与时代的结合中创新，造就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民族精神。     

王安石词思想内容浅析

王安石词数量虽少,但仍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9首王词为研究对象,将其思想内容分为五类来进行评析,在中国词史上给予适当的定位,并批驳了贬低王词的一些说法。     

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

王安石词作不多且良莠参差,但其词作无论就涉及题材的丰富性及创伤风貌的独特性,特别是禅语词所占比重之多来说,在王氏以前并不多见。王安石填词是他词学观点的具体实践。王安石主张回复“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的创作道路,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前奏。王安石的词学观点是建立于其诗化创作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是王安石词风诗化的根本原因。     

试论"半山诗"的诗境特点--以"半山诗"中常用字词和意象为例

王安石"半山诗"中常用的字词和意象可体现"半山诗"的诗风清、诗味永、诗旨深等诗境特点,而诗旨深的特点又深受屈原"香草美人"骚人传统的影响.     

"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王夫之天论及其创新

"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也是王夫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王夫之关于"天"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他以前的思想家相同。王夫之在"天"问题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这一对范畴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具有了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新内涵、新意义。     

《说文释例》对汉语文字学理论构建的贡献

王筠的《说文释例》一书 ,在阐述《说文解字》的编排说解体例的同时 ,探讨了汉字的产生与发展、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汉字的性质等问题 ,分析了汉字的结构条例和演进规律 ,这些都为汉语文字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 ,在清代的《说文》四大家中 ,王筠对汉语文字学理论建构所作出的贡献最大     

沈季长夫妇生平及与王安石之交往关系考论

沈季长为王安石小妹婿,其夫妇与王安石交往颇密切,其父子同为王安石“新学”学派的重要成员。安石诗文集中尚存有不少与其夫妇唱酬之作。钩稽有关文献资料,探讨沈季长生平、思想、著述及其夫妇与王安石交往活动中的若干问题,可发现,王安石与沈季长夫妇交往并非仅仅停留在一般亲缘交往的层面,他们在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交互影响,由此我们也可更深切地了解王安石“新学”发展、嬗变的文化背景。     

王安石七言绝句新议

王安石创作了大量七言绝句,他的七绝深婉精工,与他“尚用”的文艺观相比,其七绝创作却十分注重艺术技巧的追求。他的七绝风格形成既有他性格和境遇的因素,又与他对前代诗家转益多师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