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屈原《远游》析说

《远游》之篇目,虽不见于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然而自东汉王逸以来,学人便一直认为是屈原的作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则明确指出这二十五篇是《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     

屈原作品考

屈原,名平,战国末期楚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第一位诗人。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种新诗体——楚辞。其楚辞作品当时没有编辑成册,只是到了西汉刘向搜集整理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但刘向所编《楚辞》早已散佚,那么究竟屈原的作品有多少亦不可得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屈原的作品有二十五篇,但未标出具体篇目。东汉王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他自己的《九思》一卷,合为十七卷,为之作注,改名《楚辞章句》。其篇目为:一、《离骚》,二、《九歌》,三、《天问》,     

论《楚辞》的篇次

《楚辞释文》不是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刘向《楚辞》十六卷按照以传释经的体例编篡,屈原的作品为经,祖述屈原的作品为传。从刘向《楚辞》的篇次和编篡体例,可以知道《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屈原赋二十五篇。     

论屈原辞赋的两种体式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有25篇。据王逸《楚辞章句》,它的具体篇目是《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25篇。《大招》1篇,是否屈原所作,王逸疑不能明。至于《招魂》,司马迁认为确系屈原之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     

关于屈原《九歌》研究综述

古今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九歌》的作者及写作年代。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被放逐时所作,而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屈原在放逐期间仅仅对《九歌》作了修改润色的工作。郭沫若同意屈原作《九歌》的观点。游国恩则认为朱熹的说法接近事实。郭、游都认为《九歌》当是屈原早年得志时的作品。 (二)关于《九歌》的篇章次序。《九歌》共十一篇,王逸所列顺序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从前注楚辞者,因为拘泥于九的数目,或合并《山鬼》《国殇》《礼魂》为一篇;或合并《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以求符合九数。不少研究者反对这种作法。姜亮夫排列《九歌》的次序为:《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国殇》探讨

一、《国殇》与《九歌》的关系作为诗歌名目的“九歌”,来源很早.《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奏《九歌》而舞《韶》兮”,《天问》也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似乎远在夏朝就出现了.《山海经·大荒西经》里也有“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的传说.《九歌》其实是屈原取民歌的形式,假借神鬼之名,抒发个人情感之作.也许是羡慕民间《九歌》之美,于是把自己的作品也命名     

《九歌》同是对自然和人的赞歌

《九歌》是屈原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别具格调和特殊内容的抒情诗集。它是屈原在“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祭神歌舞,其辞则是宗教祭祀诗。《九歌》包括十一篇诗歌:第一篇《东皇太一》为迎神曲,最后一篇《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篇每篇各祭一神(包     

《楚辞·九歌》的写作年代辨析

关于《九歌》的写作年代,人言言殊,主要说法有三种:一是全作于屈原青年时期,是屈原在政治上得意时的作品;二是全写于屈原被顷襄王流放于沅湘期间,是屈原晚年失意之作;三是写于为楚怀王疏远而退居汉北的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九歌》十一篇,有作于屈原青年时的,也有写于他晚年的,作于前期的是屈原为楚王室制作的祭歌,写于后期的是他采用民间祭歌形式创作的抒情诗。 关于《九歌》的写作年代及为何而作,以东汉王逸说为最早。他在《九歌序》里说:     

论闻一多的《九歌》再创作

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国难当头的社会背景和独立不迁的人格品质促使其与屈原异代相通。在闻一多《九歌》研究成果中,其遗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与其他考证类文章相比,风格迥异。基于对屈原《九歌》思想性质、文化来源的探究,不难发现闻一多所创作的《九歌》舞台剧实则是在屈原《九歌》基础上结合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和戏剧实践的艺术形式,致力于"恢复人民艺术本来面目"的再创作,其中蕴含了闻一多对《九歌》新的理解,且开创了《九歌》与现代歌舞剧形式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做出了积极尝试。     

《湘君》、《湘夫人》臆说

屈原《九歌》包括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所存问题颇多.比如,篇名之缘由何在?《国殇》是否当“不入《九歌》之中”?笔者认为《国殇》并非刘永济先生论定的太史公所读之《招魂》,是祭祀神灵,而非人鬼,当属《九歌》无疑.《九歌》除送神曲《礼魂》外,每篇祭祀一神,共祭祀十神,但其中湘君、湘夫人实为一神,即“湘灵”.九歌是九神之祭歌,这便是《九歌》得名之由.本文在上述整体认识之下,从抒情线索、语言特色,论证《湘君》、《湘夫人》是一篇之二章,探讨了屈原将之断为二章的原因,并指出后人因混章为篇而出现九歌祭十神的难以理解的事实.笔者好奇,是非得失容或不同于通人,然“道并行而不悖”,要亦无伤大雅也.     

《九歌》与民歌的关系——从声乐系统上看《九歌》

1937年,我在《语言与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九歌非民歌说》,反驳那时候以胡适为首的《九歌》为民歌说、《九歌》非屈原作品论。①我在那时候提出了三项理由,第一、从《九歌》的祭祀制度上,证明《九歌》的祭祀是国家的祭祀,而不是民间的祭祀;第二,从《九歌》与汉代《郊祀歌》的比较上,证明《九歌》是楚国的宫廷     

论《九歌》对沈亚之传奇小说的影响

在传奇小说繁荣的唐代,沈亚之的小说以其明显的诗化倾向异趣于同时期作品,而这种特点与《九歌》有着密切的联系。《沈下贤文集》中收录的三篇传奇小说:《湘中怨解》、《秦梦记》、《异梦录》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和凄美迷离的意境,显示出其受到屈原《九歌》显著的影响。     

论《九歌》非同时所作

关于《九歌》的创作年代,说法甚多,归纳起来主要为二种,一是以郭沫若、游国恩为代表的早期说。郭沫若在他的《屈原赋今译》《九歌》题解中说:“由歌词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亦说:“《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张树国屈原在《九歌》中的位置，可说是《九歌》研究中具体而又敏感的问题。《九歌》属于巫系文学范畴，这已为古书记载和现当代田野考察的方法所证明。但关于《九歌》是否作于“楚之衰”就需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揭示《九歌》作品世界的内涵和那个...     

屈原绝命辞考辨

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屈原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论定屈原的绝命辞,又有利于破译其自沉之谜,所以历来受到楚辞研究学者的重视,研究的结果也是众说纷纭,大致有五种说法:即《怀沙》说,《惜往日》说,《悲回风》说,《橘颂》说,《离骚》说.笔者综合考察《九章》的作品,以求获得一个完整的脉络,从而确定屈原的绝命辞是《怀沙》.     

《九歌》略论

屈原之前已经存在三种《九歌》,即夏《九歌》、周《九歌》和楚地民间流传的九歌。屈原《九歌》不是礼神祭歌,而是以祭祀歌舞为题材的叙事抒情诗,反映了南楚独特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生活,其抒情主体特殊,谱写了一组情韵哀婉的多重变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