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启动路径的思考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启而不动”问题的原因在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发展有一个递进的过程；以政府为主导的外生结构性力量不足以及内生结构性力量的弱化.重新审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分步骤确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实目标、外生结构性力量的有力嵌入和内生结构性力量的发掘、整合是推进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路径.     

契约与农民专业合作化难题的破解——对万年“贡米”集团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江西万年贡米集团“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实地调研发现,市场契约可以打破农村人情面子在合作过程中的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建立在市场契约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规则、一系列的产品质量认证等制度促使农民为了利益自发组织起来.农民只有遵守市场规则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实现利润,不遵循市场规则将遭受损失,因此农民专业合作是通过契约倒逼机制实现的.仅靠外部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会失去主体性甚至抵制;而通过农民自身实现组织化则存在人情面子困境.农村互助领域和合作领域的规则不同,与人互助,应该讲人情和面子;与人合作,则应该讲契约与规则.因此,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合作的契约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制定公平公正的契约并保证得到有效执行,必须将外部力量的倒逼与农民自发需求结合起来.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探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路向选择

文章就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现状，提出我国需要建设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和家庭及国际组织等全主体力量的参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全主体、全危险要素、全过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着眼全球视野的治理网络，凝聚全国组织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整体合力；着力全主体应急平台建设，整合全部资源畅通公共卫生危机的信息机制；着手全方位应急预案体系，操演全新流程强化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计划；着重全国民疾病防控体系，强化全员监督提高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着实全社会应急知识宣教，推动全民学习锻造公共卫生危机的组织实力。     

社区绿色空间共建：一个“组织化—自主性”分析框架

当前，国家层面的绿色空间治理体系初具雏形。作为绿色空间体系的微观要素，社区绿色空间的有效生产有必要以“共同建设”的方式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因此，将“制度结构”与“行动过程”确立为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主要维度，运用结构化理论工具将二者统合，提取“组织化”“自主性”作为关键变量，构建一个能够系统性解释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行政层级推动型、外部组织嵌入型、内部主体带领型、公众协商合作型四种类型。在深入考察上海市、深圳市、成都市、武汉市等地先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发现社区绿色空间的内在机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空间生产”为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价值目标，以“权责分工”为共建主体有效合作的关键环节，以“制度设计”为地方政府统筹谋划的重要保障，以“项目外包”为吸引各方力量参与的活动场域。在具体实践中，推动社区绿色空间共建实践走向深入，需要从“有效组织”与“主体培力”两方面着手形成治理合力，以最大程度地提升社区绿色空间共建效能。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前景探析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所面临的机遇：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平台，推动全方位合作的基石。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组织发展深度有限，组织扩大面临挑战，组织内部的利益取向多重，外部力量的介入。     

我国乡村建设中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研究

早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派就开始了关于西方社会工作在我国乡村建设中的本土化探索，成立了由乡村建设所需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组织来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并立足于乡村的集体伦理精神来开展社会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国外专业社会工作理论对我国乡村建设的介入，具体呈现为专业社会工作面向本土社会工作的嵌入式发展。但由于介入障碍的存在，这种嵌入式发展也存在着发展困境，需要再次开启本土化的进程。推行合作型的本土化就是要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完善本土社会工作的制度设置，以本土社会工作的制度设置支持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应侧重以下两个方面：在服务主体上，需要由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和其他乡村建设所需专业人员形成混合团队，使之具备乡村建设所需的全部能力；在工作理念上，要尊重家文化对农民思想与行为的基础性作用并培养农民的“关切心”与“公共心”。     

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分析

背景和条件、国情和省情,决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创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把传统农民塑造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主体、市场主体和民主政治主体“三位一体”的全面合格的新农村建设主体,从而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     

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是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应对WTO挑战的有效途径。国家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系 ,已经从农村改革前的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全面控制发展到今天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主导作用。合作社制度的反市场性决定了其对国家扶持具有天然的倾向性 ,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更多地应体现在加强合作社立法建设、制定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 ,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不是过多地介入到农民合作组织的日常经营决策中。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调查与思考——以山东省胶南市为例

调查显示，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胶南市农民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需求日趋高涨，但差异性明显；生活日趋丰富，但单调性突出；认知意愿增强，但制约因素较多；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不良文化冲击较大。农民对“知识武装”、“专业技能”、“资金投入”、“文化自办”、“文化下乡”、“文化带头人”等精神文化需求尤为迫切。因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提高对农民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加大财政投入；丰富文化产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的扶持引导；多层次开展群众性文化创建活动。     

新农村建设中的现代农业经营形式探讨

创新农业经营形式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新农业经营形式对发展现代农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剖析目前传统农业经营形式中存在的问题，对比发达国家的农业经营的主要特点，提出我国在实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创新农业经营形式，包括改造公司加农户、大力发展内生型农民合作组织、培育规模专业大户、发展土地银行和公司制农业等，并提出了完善实现农民知识化、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等宏观政策。     

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养老贫困救助体系构建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和贫困问题的加剧使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亟需得到关注和解决。养老贫困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要负担主导作用,但是单独靠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以合作治理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基础,寻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市场、个人等社会力量合作,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救助网络体系,可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私权自治

农民私权无保障的弱势地位导致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化.运用组织行为学的参与管理理论、当代行政法学"行政权--公民权"的平衡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扶持项目的过程中形成的村民参与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实现农民私权自治,其核心是被征地农民的参与管理权,主要包括知情权、询问权、评议权、表决权、监督权、诉讼权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在新农合的实施过程中,存在补偿范围的确定、补偿水平高低,医疗中的道德风险等问题,直接影响新农合保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通过建立新农合主体利益关系模型,分析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角逐行为对新农合的影响,促进新农保的进一步完善.     

农村社会矛盾预防主体制度实证研究——以G省H村为例

通过对H村的实证调研,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主要存在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等三种模式。农村社会矛盾预防主体呈现出政府强势主导与村民被动参与的格局,即政府是农村社会矛盾预防的积极组织者,村民是农村社会矛盾预防的被动参与者。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形成的一元治理模式。从事社会矛盾预防的主体系统极不利于社会矛盾预防机制的良性发展,对此有必要进行改进。未来完善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应扩大村民代表的参与,创建利益表达管道,建立村干部与村民二元甚至多主体治理的模式。     

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相关问题辨析

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虽然立法上有很多称谓,但其核心主体主要为两个：一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二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管理（行使）主体。前者是指农民集体,后者主要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在农村集体所有权行使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应该是农民集体的集体意志执行者,而不能以其意志作为农民集体的意志,更不能以其管理人员的意志取代农民集体的意志。在处理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与管理（行使）主体的关系上,关键在于在立法上建立“农民集体”的集体意志形成与表达的科学机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中政府的责任

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中国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新农合的突出特点主要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直接补助参保农民。面对2002年中国的GDP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元。占总人口数60．9％的7．8亿中国农民，有理由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果。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恩泽于农民，也是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对于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减轻农民医疗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具有重要作用。     

现实与理想的结合：万国鼎对近代农村土地问题的思考

万国鼎认识到人多地少与土地占有不均的现实,提出由创建“标准自耕农”到实现农业集体化的理想设计。他将现实与理想相结合,既意识到合作经营、规模经营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也强调脚踏实地的由创建“标准自耕农”,到组建“标准自耕农场”,再到联合“标准自耕农场”建立“农场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集体化;他既顾及农民渴求土地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的心理与习性,认识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之必要,又顺应未来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现代化发展趋势,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接近的农业集体化方案。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农民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的构建——来自贵州省的实证调查

农民对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农民在对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上呈现出对制度认知的匮乏性、权利意识的淡薄性、冲突应对方式的趋消极性和暴力性、功能意识的工具性、社会参与意识的缺失性、社会公平感的低落性等特征。在这一新的制度实践中，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偏低，且受农民的主观体验的显著影响。在所考察的一系列主观体验因素中，对制度的认知、公平意识和对冲突应对方式的选择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相关，权利意识则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负相关。     

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党政权定鼎南京后极力推行的一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抗战前,江苏省率先进行农村合作运动,并为之设立了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与金融部门江苏省农民银行;出台了种种有利于合作社业务展开的举措,如加大农贷资金、采用多种贷款方式、限制借贷利率等。这些作法在加速江苏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入,改变了乡村借贷的传统格局,促使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由于当时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彻底变革,难以达到国民政府之初衷,然改良农村的努力则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