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哀情”与“高情”抒写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     

解读汤显祖的“至情观”

"情"是汤显祖文学思想的核心,而"至情"是其追求的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贯穿于汤显祖整个艺术世界的灵魂。《牡丹亭》是汤显祖"至情观"的最好演绎,其贯通于生死虚实之间的"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通过对《牡丹亭》的溯源及解读,挖掘其"至情观"的内涵: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至情境界。     

《红楼梦》的“情文化”与曹雪芹创作心理分析

"情"是《红楼梦》的中心和灵魂,由此形成了它独特的"情文化"。从曹雪芹对人生世态炎凉的体验、放荡不羁的性格和对往日情怀的追忆三个方面,分析这种心理特征与作者"大旨谈情"的关系。     

《红楼梦》的“情文化”与曹雪芹创作心理分析

"情"是<红楼梦>的中心和灵魂,由此形成了它独特的"情文化".从曹雪芹对人生世态炎凉的体验、放荡不羁的性格和对往日情怀的追忆三个方面,分析这种心理特征与作者"大旨谈情"的关系.     

白居易感伤诗的原生态新论

本文根据《与元九书》等原始文献,认为白居易诗歌编集时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是以"言志"、"缘情"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其分类对古代诗歌的分体、本体论和感伤诗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白居易感伤诗的心理成因是两次人生巨痛和对"诗人多薄命"的反思;最后从《白氏长庆集》中提取出白居易原始分类时的一百余首感伤诗,提出"原感伤性"、"再感伤性"的概念来解读这些感伤诗。     

周瘦鹃的西方“哀情十记”：周氏《心弦》编译考论

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的核心作家,以著译哀情小说闻名,世称"哀情巨子"。周氏编译的《心弦》收录西方小说十篇,却鲜有相关论述。经考证,作为"我们的情侣"丛书之一的《心弦》,选择编译的十篇小说均为经典之作,其主题与周瘦鹃的"哀情"文学观密切相关。从《焚兰记》、《赤书记》与《重光记》的译本分析可以发现,周瘦鹃的悲情初恋、惨情叙事与言情模式等人生体验与文学理念融汇到《心弦》的编译之中,透露出译者的"哀情"情怀。对《心弦》编译的考证与论述,既可以补充文学编译史的疏漏,又可以丰富周瘦鹃"著、译、编"的全方位研究。     

浅谈李之仪的咏怀词

北宋词人李之仪的词作中,除备受称赞的爱情词外,咏怀词也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因李之仪一生际遇坎坷,仕途不顺,又是"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其咏怀词直抒慨叹人生之情,亦承"苏门"旷达之风,在其词学思想的指导下,有着"自有一种风格"、言尽而意远的艺术特色。     

“情”本位的哲理建构与人世演绎——论《红楼梦》神话叙事结构对主题的揭示

《红楼梦》在首尾叙事框架所包含的三个神话故事中寄寓了抽象而超拔的意义,与贾宝玉形象相对应的"石头"神话借石头的经历表达了作者人生体验的哲理玄思;"绛珠还泪"神话隐喻宝黛悲剧爱情故事,体现了作者对新的爱情理想与人文环境冲突的哲学思索;"太虚幻境"神话演绎作者对"情"形而上的认识与观念.神话较之于文本主体,其表意更为深玄,但无一不以"情"为本位而建构,而中国小说首尾叙事的传统富有对作品主旨大义的包蕴与揭示特性,因而一部《红楼梦》可以看作是对首尾叙事框架中所蕴含的"情"本位哲学主题的人世演绎.     

陈白沙的“立心”说与幸福价值观

陈白沙继承了原始儒学心性论德性进路,在体证、践证仁、善的基础上确立了"先立其大"的德性本体,此即"立心"说。在"立心"说的基础上,陈白沙继承了孔颜之乐的思想精髓,并将之发展成为自然主义。陈白沙的自然主义旨在阐释一种简易、自然、幸福的人生价值观,由"亲亲"之情及恻隐之心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一个承体起用、自然而然而无须助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喜悦情感体验即人生幸福。同时,在"人与天地同体"的一本论宇宙框架下,在"立心"说的基础上,陈白沙实现了人"与物浑然同体",在"道物无对"的人与物的关系中彰显了人性自由,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实现了幸福的人生价值观。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仰观俯察的自然意识与俯仰自得的宇宙视角

魏晋时代审美意识的发生与审美文化的形成,其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人们传统的观念,由此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社会伦理,转向了道家所倡导的自然宇宙,这种转型的认知标识,便是仰观俯察、俯仰自得的心态以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号召,其深层意蕴则是人与自然的协和共振。     

先秦两汉时期儒家的贫富观及贫富调整思想

先秦两汉时期的儒家不反对求财致富,但强调获得财富应遵守"道义"原则。指出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基本制度设计违反"道义",造成"重税、兼并",从而使特权、垄断盛行,侵蚀人们的劳动所得,应根据"道义"原则建立相应的财富约束与调整机制,从基本制度设计上竭力防止和避免贫富分化。     

中共中央与东北抗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十四年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东北抗日斗争。中共中央主张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提出了“收复东北”的外交政略和“援助抗联”的军事战略;向东北多线派遣人员,开辟情报和组织工作;明确了经略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指导方针。     

中国历代流行歌曲的文学演变

从题材的平民化与音乐的民间化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流行歌曲可谓古已有之,而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古代的流行歌曲,真实地、多角度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情绪和个人情绪,是社会情绪和个人情绪的交响曲。20世纪的流行歌曲,不仅在社会情绪和个人情绪方面有了全新的内容,而且在情绪的表现方式上,也有了全新的特点。     

“诗中有乐”散论

中国古典诗歌的突出审美特征之一就是“诗中有乐”，本文主要就诗歌自身的音韵结构规律、诗歌与音乐之相互借鉴融通关系以及审美情趣的殊途同归方面进行了讨论，这将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蕴含别样艺术的艺术审美特质，彰显艺术的多元审美优势。     

近代商人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商人发生变化,促使了近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壮大。近代商人在辛亥革命前的公共领域已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事业、投身公共事务、倡导立宪、主张地方自治。在辛亥革命中,商人利用商人社团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维护各地社会治安;辛亥革命后,商人又竭尽所能为各地军政府积极筹措资金,维持政府开支。近代商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积极参与,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词亦"可以群":论宋代南渡唱和词

宋代南渡时期唱和词在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兴盛起来,被词人们广泛运用于交际应酬,充分发挥了表达友情、交流思想、切磋词艺、逞才角技、交游娱乐、宴饮酬赠等重要功用;它向世人昭示:词亦"可以群".南渡唱和词风的盛行,发扬了"诗可以群"的创作传统,增强了词人的群体意识,深化了"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推动了词体文学的更大发展,促进了南宋词创作的高度繁荣,其价值意义不容低估.     

道德与欲望的冲突——论《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爱略特的道德观

文章借用雷蒙德.威廉斯的理论,以麦琪的两条情感线路——兄妹情和爱情为轴心,分析她的兄妹情、爱情及其两者的交错发展,揭示贯穿小说的服从、责任、义务、自我压抑的道德观念以及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意识和情感结构。通过文本分析,管窥爱略特道德观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环境。     

论杜甫的"忠爱"人伦情怀

在杜甫执著"奉儒"的追求中,包含了他对儒家人伦规范的接受和遵从."忠爱"作为儒家人伦理念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规定,也成为了杜甫在人伦理念与行为取向上的行动导向和人生价值的自认尺度,并在其忠诚君国、诚信友朋、挚爱亲人等人生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验证."忠爱"人伦情怀,成为杜甫"奉儒"人格与诗道精神的重要内容.     

反思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文艺观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推崇性灵,打出“不干涉政治”的自由主义旗帜,有意回避阶级性、社会性、时代性和思想性等重大命题,这可以看成是他退而在精神领域求得思想解脱和心灵自由的文化苦旅。左翼文艺工作者高扬的文艺功利性与林语堂在艺术上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左联”的“文学应当为政治服务,并把所有的非政治宣传的文学看作是无价值的”的文艺批评标准,以及文艺批评中教条主义、宗派倾向都是不利于中国新文艺健康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