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廉政政策执行力的涵义、构成及影响因素

廉政政策执行力是执行主体为实现廉政目标，运用各种手段或措施，调配和利用各种资源，将廉政政策内容作用于政策对象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力量及效力等构成的一种合力。它包括廉政政策执行理解力、向心力、领导力、协同力等多个方面，政策问题本身、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执行参与者是影响廉政政策执行力的重要因素，提升廉政政策执行力对促进廉政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笔者认为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本身因素、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政策目标群体因素、政策工具因素、政策资源因素、政策执行监控因素等。     

借贷地方性知识视角下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分析

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是影响信贷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基于地方性知识理论,从借贷观念、财富认知和生活逻辑三个层次构建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分析框架,并以内蒙古、山东两省的经验数据进行佐证。研究表明：借贷地方性知识作为影响农户生产生活的金融文化背景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潜在的规约和引导作用;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在同一地区呈现外部一致性,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强调帮扶到村到户的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应重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需求的群体性和区域性特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进行信贷扶贫工具创新。     

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执行的研究综述

课程政策执行是课程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科学合理的课程政策目标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课程政策执行。当前我国对课程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程执行力的研究、课程政策执行范型研究、影响课程政策执行的因素、课程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课程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提高课程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建议等方面。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

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以湖北省来凤县后坝村为个案，通过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的改善、可行能力改善、经济脆弱性改善、经济包容性改善、地理资本改善、社会排斥降低状况等方面的扶贫政策成效进行了感知性评价。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成效总体比较显著，扶贫政策在改善村域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提升农户个体发展和改变地理资本方面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从强化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政策导向、健全贫困个体生计资本方面的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激发制度优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优化建议。     

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分析——兼论农村的扶贫现状

利用五省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村扶贫的现状及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主要的致贫原因是患病。现阶段,农民普遍认为所在村贫困户的选择和扶贫项目的安排比较合理,并且村及户层面的扶贫效果都比较好;但同时,有约12%的农民对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不太了解。进一步,建立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二元选择模型,发现:所在村贫困户选择是否合理、扶贫项目安排是否合理、人均纯收入水平、年龄、是否患有大病、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是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重要因素。从扶贫政策相关因素来看,农村贫困户的选择越合理,到村的扶贫项目安排得越合理,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的评价就越高,说明未来精准扶贫政策应该在扶贫资源合理、准确配置等方面继续发力,以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成效,实现国家扶贫脱贫战略目标。     

政策脱节中的政府行为机制——基于深度贫困县L产业扶贫过程的案例分析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围绕连片特困区L县的产业扶贫政策执行过程,旨在探讨县域内产业政策执行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县域产业扶贫既是回应县域产业转型的客观行动,也是顺应地方考核的政绩冲动,由此造成“脱节”现象。(2)政策执行中,县委县政府试图运用“超常规施压”和“超常规问责”的双重压力机制推动政策实施;而乡党委、政府以及县直部门则在双重压力机制下陷入三重困境,并引发策略性应对机制;乡政府为了走出困境将扶贫压力向村两委传导,引发村两委干部的选择性阐释机制。(3)政策执行中的多重行为差异根源于政策本身的缺陷、政策执行者的风险规避和自有余地以及行政体系运作特征与乡土社会运作模式的不适应。     

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行为分析

“扶真贫,脱真贫”是政策实践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对贫困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户争贫行为以争闹上访和达标不退为典型表现形式。该行为是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嵌入乡土社会过程中,在结构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共同制约下,政策与乡土社会实质性脱嵌后引发的意外后果,对基层政策执行、国家社会治理及资源分配公正等多方面产生不良影响。当前由争贫行为所引发的实践困境,需要不断优化政策供给,增强政策举措适应性,从争贫行为的实施空间、政策空间、文化空间上进行有效缓解,最终提升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脱贫攻坚的预期目标。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政策演进、效能评价与提升路径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需要有重要意义。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工作与文化强国战略的深度融合，不同贫困地区在公共文化扶贫实践中进行了具有特色的差别化因应，反映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政策的三重转向与坚持：目标由充足性向公平性转变、理念回归公益性导向、制定和执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以四个省份八个贫困县（区）为对象，对其公共服务均等化效能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效能较低，面临着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具体管理规范缺位、供给精准相对缺乏等瓶颈。为此，应不断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探索现实路径，即优化资源整合与配置机制、强化管理规范动态调整机制、构筑供需精准对接机制、夯实服务综合保障机制、探索建立地区服务联盟，以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效能。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新加坡政府执行力分析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执行力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首先，责任政府是新加坡政府执行力的条件，即政府要负责任地制定政策，确定执行目标，以岗位责任制保证执行，并及时对政策等进行监控调整以达成更好的执行效果；其次，强势政府是新加坡政府执行力的途径，政府重视政府权威，重用具有刚性的强势精英，挥舞“大棒子”将负责任的政策贯彻执行到底；最后，廉能政府是新加坡政府执行力的保证，塑造出高效廉洁的具有执行力的组织，通过文官制度培养执行力人才，同时，借助政府外的力量有效地完成政府要执行的任务。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湖北省大型扶贫计划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反事实”思想的实证分析

国家"八七计划"实施以来,湖北省的贫困现象有了大幅改善,但仍然存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农民素质偏低、集体经济薄弱等问题,因而需要对"八七计划"以来的大型扶贫计划的政策效应进行深入研究。采用Hsiao提出的基于"反事实"思想的政策效应评估模型实证分析湖北省大型扶贫计划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大型扶贫计划的政策效应在实施初期会逐渐上升至趋于稳定;十八大以后大型扶贫计划的政策效应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地方财政支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对扶贫计划的政策效应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应当加大贫困地区扶贫财政和农民教育投入,创新发展扶贫产业,建立各级政府扶贫奖惩机制,协同精准扶贫和区域扶贫共同发展的建议。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分析

以可行能力低下作为确定贫困人口的标准,利用满意程度评估方法对湖北省英山县4个村庄308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受访者的年龄、有无信仰、是否了解扶贫开发政策、家庭收入是否受到农业扶贫开发政策的巨大影响以及扶贫开发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等因素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基于此,提出政府应加大扶贫政策的宣传及执行力度,按照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导向积极推进扶贫开发政策。     

人力资源视角下的政府执行力提升路径

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因此加强政府执行力建设是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而行政人员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他的能力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因此,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在于提升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本文主要回答政府执行力的含义及价值分析,政府执行力的影响因素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提升政府执行力。     

当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探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生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它把意识形态的政策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促进政策问题的解决。在现实中一项新政策的出台，通过政策执行组织及其成员的努力，要实现政策目标，就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者从政策执行的条件和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等方面去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提供良好的理论依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为准确分析建立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推进思路。基于脱贫攻坚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存在自主脱贫意愿薄弱、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的激励性不足、部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扶贫投入与产出比率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绩效激励机制和脱贫考核退出机制;已脱贫地区要分梯次、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转移,扶贫政策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型,保障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持续、高效推进,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多重消解与政策偏离：基层治理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机制

以往对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制度组织、政策技术以及文化伦理等单一维度的解释,缺乏从基层治理角度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机制的分析。通过对武陵山区T贫困镇的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了政策框架内的识别与分配难题、扶贫文牍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困扰以及扶贫抗争增多与地方政府治理陷入困境等问题。而这正是弱治理结构与政策的连带效应、压力考核与村干部的功能替代,以及强激励之下底层农民的机会主义所导致。基层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治理对象的策略性应对等方面的偏差因素,共同构成了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多重消解,最终导致政策目标出现偏离。在今后的相对贫困的治理过程中,要切实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消除对扶贫干部的形式主义考核,减少扶贫政策的泛福利化影响等。     

课程政策执行力:内涵、构成及评价

关注课程政策的"执行",提高课程政策的执行力,是课程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课程政策执行力,是指课程政策执行主体执行中央或上级课程政策、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课程政策的组织执行力主要包括:战略规划力、人员配置力和运营力.课程政策的个人执行力主要包括:"知"的能力、情意能力和"行"的能力.课程政策执行力的评价有两种方式:整体性评价和项目评价.     

多主体参与的地方高校扶贫“五方联动”模式创新——渝东北贫困地区扶贫经验分析

以渝东北贫困地区地方高校扶贫为例，借鉴相关扶贫理论，深入分析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创新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地方高校扶贫的点线面体“校政社企村（户）”五方长效联动模式。阐释模式构建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原则，明确模式构建思路及其内涵，并通过教育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文化扶贫四个方面分析“五方联动”扶贫模式的运作方式。模式打破了以往扶贫主体各自为政的局面，综合时间、空间、发展方向维度，突出了高校作用，发挥五方主体优势，实现了资源共享，使得各项扶贫工作更加精准高效，助力渝东北贫困地区实现长效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