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省级公产清理计划与管理机构——以湖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国民政府建立后,经济建设、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事业展开的资金需求,公私产权的混乱现状,官民、民众间围绕公产争夺冲突的不断升级,共同促使湖北省府将公产清理纳入工作日程。财政机关的有力推进、民众团体的积极呼吁,促成公产管理计划的制定与专门性处理机构的组建。湖北省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公产管理计划,并与具体公产管理机构设立、运作有机结合,使得管理工作颇有成效。然囿于计划执行仰赖具体职能机构设立与运作,公产清理机构受计划执行需求与自身工作需要而不断更迭,影响了公产清理计划的制定与贯彻。这一悖论彰显国民政府时期公产计划实地施行的复杂性及有关部门在公产管理制度与践行方面的努力程度,影响和制约着国民政府公产管理活动最终成效的获取。     

民国时期湖北营产清理问题研究

民国时期营产主要指前清遗留绿营财产,亦称军产。多由绿营、新军驻守马厂、操练场地、城堡、战壕组成,是为民国时期公产重要来源。民国初建,出于军费开支与财政困顿,中央至地方均有营产清理之议。湖北营产作为全国性营产清理之缩影,体现民国政府公产清理政策动机、制度建构、机构运作等多方面相。政府通过设立武昌、汉口公产清理处等管理机构,颁行《营产管理规则》等章则,实现营产清理制度与实践深度结合。通过清理,湖北营产概况逐步清晰,产权佃权日臻巩固,侵占、隐匿状况改善。其成效与经验成为国民政府时期营产管理重要参考,亦为今日军队产业管理提供有益历史镜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学产清理政策述略

学产亦称教产,为公产一种。民国时期,湖北学产主要指黉宫遗址、学院校舍、公家拨管或私人捐赠以补助教育为目的经政府交管产业。专门管理机构与人员缺乏,地方豪绅把持任意侵没,经界散失为学产管理混乱景象。学产虽偶有清理之说,多未付诸实践。国民政府建立后,政府社会重构领导职能取代革命政治而成主导。经济建设、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事业渐次开展需款甚亟。湖北省府于掌控地域展开学产清理。通过颁布《各县学产清理委员会章程》、《湖北学产经理规则》等章则,组建各县学产清理委员会等专门管理机构,逐步改变之前学产管理杂乱无序状态,分层公产管理体制得以确立,实现学产管理制度建构与实地运作深度结合。学产范围逐步扩大,收入方式趋于多样。学产清理政策实践虽受社会动荡、政权频繁更迭等因素影响存有诸多问题,毕竟开始公产清理努力且成效显著,直接影响湖北政体改革进程与社会变迁。     

武汉沦陷时期湖北市有公产清理初探

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设立之公产机构工作停顿,袍笏登场之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开展了颇具规模的市有公产清理工作。通过颁行《汉口特别市政府财政局公产经理处组织规程》等章则,组建武汉特别市公产经理处等公产管理机构,实现公产清理制度安排与机构运作深度结合,三镇公产事务稳步推进,公产收益有所增进,产权界限逐步清晰。其绩效成为之后市级公产清理重要参考,亦为战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提供了客观条件。     

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公产的支配与使用

国民政府时期,各地社会重构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均需款甚亟。湖北省政府在财政困顿的常态背景下,将公产的支配和使用作为缓解财政拮据的重要举措。政府通过抵押公产获取银行贷款,依规竞标发租优质公产,公开招标变卖破旧公产,为重建社会经济秩序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然而,囿于公产管理机构缺少强制执行权,加之部分公务机关和个人对公产的强行占用,政府机构支配、使用公产的两难状态和尴尬处境随之凸显。     

政策清理与政策整合:基于网络治理的研究

缘于环境、法律、本体及其他变化,部分政策的存在已不合时宜,甚至有政策一出台即滞后,政策清理和政策整合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当前政策清理工作思路不清晰、脉络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到位,政策清理多由政策制定者执行,政策清理不及时和消极被动现象,导致行政人员随惯性执行旧政策,阻滞了政府与社会的信任协调。基于网络治理视野进行政策清理,可推动各级政府信息互动、有效沟通、协商民主、齐头并进,在尊重公共利益和彼此利益基础上整合原有政策的有用部分,保持新政策及时跟进以避免政策空白,实现政策服务公共利益的本原。     

博弈视角下的煤矿安全政策执行问题

博弈已经成为煤矿安全政策有效执行的"瓶颈"之一。利益主体博弈主要由利益差别、利益分配不均衡、特殊利益和高得益额等四个方面导致的。利益主体的博弈最终导致煤矿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煤矿政策执行成本增加、政府利用公共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和削弱煤矿政策的有效效力等四个消极后果,损害了煤矿政策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为此,中央政府以后应当从加强利益整合和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削弱地方政府间博弈,加强政府间合作效应,完善行政问责,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建立健全煤矿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建设,促进煤矿政策良好执行。     

可置信承诺与诚信政府建设

政策执行是将公共政策从理念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的关键环节,也是有关各方进行利益表达和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其中,作为政府组织为促进政策执行做出的奖励与惩处“承诺”对于政策执行结果具有直接影响。从政策执行博弈的可置信承诺概念入手,可以发现探讨加强政府诚信建设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力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可为政府诚信建设提供若干参考价值。     

对甘孜州“天保工程”实施过程中非经济性因素的几点思考

:“天然林保护”工程从实践角度看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政策执行的探索过程。在甘孜州这样一个“木头财政”地区 ,因林业与当地社会生活存在密切联系 ,“天保工程”的政策执行就要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既包括解决经济领域内的问题又包括对各种非经济性因素进行协调和引导。此文涉及到的非经济性因素有民族意识与地区意识的觉醒 ,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 ,多元的利益主体的利益协调 ,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变迁等内容。正确观察已出现的这些现象 ,制定与“天保工程”相关的配套措施 ,是保证该工程有效性的重要方面     

政策执行者主观行为偏差的模型分析

政策执行作为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由于种种原因,某些政策在执行阶段往往出现偏差现象,即政策执行效果与政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这给政府合理运用政策手段对社会利益进行调整带来很大困难。通过运用主观理性经济人假设,对政策执行者因主观因素所引致的不同执行方式进行模型阐述,以此来解释造成政策执行者主观行为偏差的部分原因,为进一步分析政策执行的偏离现象提供帮助。     

浅析大众传媒与政策议程设定

在政策科学的视野中,社会公共问题只有经过一定的渠道进入政策议程,才能成为决策者研究和分析的对象,才能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等一系列程序使问题得以解决或处理,即政策议程的形成过程是社会公共问题有望获得解决的过程。社会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是多渠道、多途径的。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传媒日益成为社会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有效途径之一,逐渐成为人民大众表达自己利益与意愿的有力工具,日益受到公众、专家学者及决策者的重视。     

“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基于H省B县的实践考察

在“县管校聘”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所遵循的实践逻辑直接影响着政策效果,揭示这种实践逻辑对于进一步有效推进“县管校聘”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引价值。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手段与主体利益四个维度对H省试点县B县的实践考察发现,“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主要有在稳定中求发展,分步分层实现政策目标的目标生成逻辑;完善相关政策内容,协同推进政策执行的政策协同逻辑;加强组织建设与学习宣传,使不同主体达成共识的共同体逻辑;注重竞聘弹性和过程公正,维护不同教师群体利益的利益协调逻辑。     

关于县政决策过程若干关系的分析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当前决策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县政决策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五大关系: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执行政策和因地制宜的关系、领导的观点与群众意见的关系,并就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提高县政决策水平和正在进行的县政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县政决策过程若干关系的分析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当前决策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县政决策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五大关系: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执行政策和因地制宜的关系、领导的观点与群众意见的关系,并就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提高县政决策水平和正在进行的县政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财政制度变革选择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下进行财政制度变革,需要从民主、民生的角度进行。一个与和谐社会相匹配的财政制度应该满足三个要求：在利益分割过程中贯彻公平原则、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实行民主原则以及公共资源在国家各项职能间的配置达到最优。我国现行的财政制度是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我们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来改革现行的财政制度,由现行财政制度向公共财政制度的转变时需注意现有利益结构的约束。     

政策决策过程的社会稳定风险识别研究

中国面临着不断升级的社会性冲突风险,而政策决策和行为成为冲突风险的主要来源.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是一个利益分配和协调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和困难,一旦出现不协调和不平衡现象,就会出现风险.显然,识别政策决策过程的风险至关重要.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识别模型,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阐释利益群体引发风险的行动逻辑,将有助于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围绕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决策属性、决策资源、执行制度进行风险识别,不断提高决策质量.     

政策边缘人：理解基层政策执行难的一个视角——以精准扶贫中的“争贫”为例

当公共政策只针对部分社会群体的时候，靠近政策分界线但又没有享受到政策利益的群体就会成为政策边缘人，政策边缘人属于利益外群体，但其结构性位置却又让其最接近分享政策利益，属于潜在受益者。在社会分化和竞争的背景下，政策边缘人与其他条件差不多的群体对比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政策边缘人会认为享有政策利益本应是他们的权利，于是他们基于维权的想法会通过各种方式谋取政策利益，在此过程中就会影响到基层公共政策的执行。因此，建议通过提高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等方式减少政策边缘人对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行政公产中的所有权制度演化及其法律效应

行政公产是行政主体行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传统所有权制度将所有权视为一种绝对权而排斥行政公产作为所有权制度的存在。随着社会所有权制度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开始弱化所有权的绝对因素,同时对所有权的行使划定公共利益的界限,这在客观上促使了行政公产得到法律的认可,也使授益行政行为的作出成为可能。     

同城化发展中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问题研究--以福莆宁同城化为例

在同城化发展过程中,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成为推进同城化发展进程的关键环节,是同城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福莆宁同城化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地区经济差异大、区域规划缺乏统筹安排、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极为突出,严重阻碍了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建议通过建立同城化过渡性政府、公共管理机构和对口支援政策体制,改革财政支付制度,并出台同城化区域共同管理办法来加快福莆宁同城化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进程。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