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兴寄”说与杜甫“沉郁顿挫”诗风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的诗学理论,它要求诗歌创作抒发诗人的性情,并通过“比兴”表现手法来寄托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杜甫更强调诗人的内在复杂情感与外在景物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杜甫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兴寄”说．即在注重诗歌社会价值的同时,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从而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风。《秋兴八首》正是杜甫“沉郁顿挫”...     

盛唐"兴寄""兴象"范畴中的诗歌体制实践和诗歌功能观念

“兴寄”“兴象”范畴在初盛唐革新齐梁诗风的诗史背景下产生、发展,体现出盛唐诗人对诗歌体制的实践以及对诗歌功能的具体认识。从体制上看,“兴寄”说呼应的是发扬汉魏比兴艺术的唐人古体创作。“兴象”之确立则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的实际推助,与盛唐律诗创作存在紧密联系。从时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来看,“兴寄”说强调诗歌抒情言志,针对的是南朝后期诗歌逐渐演变为娱乐性的工具的弊端;“兴象”突出的是诗歌审美功能,盛唐人延续了南朝诗歌重视艺术美的传统,并结合晋宋以来的山水审美意识加以改造,以当时士人清新壮大的审美理想革清了六朝余弊中的低级趣味。盛唐“兴寄”“兴象”范畴相互补充,体现出初盛唐以来诗歌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唐诗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司空图的诗歌理论

司空图是晚唐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理论著述《诗品》及《与李生论诗书》等文论是研究中国唐代诗歌及诗歌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提出的不拘一格的作品风格论,重视诗人本身思想修养的创作主体论和辨味外之味的诗歌解读理论是其理论三大组成部分。他的诗歌理论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具有积极的研究借鉴价值。     

晚唐诗学思潮与唐诗中女性形象的审美观照

晚唐诗人有大量描写女性形象的诗歌作品。晚唐诗人在作品中塑造女性形象时，深受当时的时代风气、诗学思潮以及诗人的价值取向、意趣追求、创作心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晚唐诗人塑造女性形象的诗歌作品，与诗坛上盛行的缘情绮靡、回归齐梁、市民通俗、消闲娱乐的诗学思潮应节合拍，与诗人尚奇、尚怪、步趋“长吉”的审美新变同鸣共奏。     

张籍诗歌的艺术特色析论

张籍是中唐时期著名的乐府诗人,本文结合诗作具体分析了张籍诗歌的艺术特色.张籍乐府借用古题与自创新题并存,形式灵活,"卒章显志"和"反本作结"的表现手法新颖独到,风格淡雅质朴.其近体诗也不乏名篇,构思巧妙,清朗自然,张籍风格自成一派,对晚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兴寄”与唐诗艺术修辞

“兴寄”理论是唐人诗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所谓“兴寄”即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从分析唐诗的修辞手法入手,研究“比兴”手法与诗歌修辞的关系,进一步解读“兴寄”说对诗歌修辞艺术的影响和作用。     

清新幽怨:许浑诗风的另一面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许浑诗歌风格的研究都局限于其雄浑、豪放等特征上,而实际上,面对晚唐王朝日益衰败的局势,在儒、释、道思想的交互影响下,昔日的“晚唐铮铮者”许浑一改往日雄浑豪放的诗风,诗歌创作风格为之一变:积极的“入世”思想与逐渐凸显的“出世”思想相互交织;对山林田园的倾心取代了对重大事件的关注;“清新”的水意象取代了饱含历史韵味的意象;清词丽句取代了雄健豪放之语,使作品在立意、题材、意象、语言方面呈现出有别于“铮铮”的清新幽怨之诗风.     

"温李"齐名与唐末诗歌的演变趋向

清代以来,温庭筠、李商隐诗歌地位的巨大反差遮蔽了晚唐五代诗歌史流变的真实面貌.事实上,温庭筠诗名雄霸晚唐,他的人生遭际和倔强个性在唐末产生共鸣,温诗对唐末五代诗歌的影响远在李商隐之上.唐未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诗人普遍效法温庭筠的诗风和笔法.唐末诗歌对温李二家的不同取舍,显示出晚唐五代诗歌的走向及递嬗规律.从中唐开始的文学俗化倾向发展到温庭筠时代,已然和雅文学分庭抗礼,到唐末五代文坛终于形成整体性的时代特征.     

论李群玉写景记游诗的特征

李群玉是晚唐著名的“湖湘诗人” ,他的写景记游诗是唐代“湖湘诗歌”的一朵奇葩。李群玉的写景记游诗 ,主要是描绘湖光、水色、江月 ,吟咏楚地风物 ,他的诗歌意象具有鲜明的湖湘地域特征 ,且语言清丽 ,诗句清新 ,表现出了诗人远离俗杂的清逸襟怀 ,具有与晚唐众多诗人迥异的风格特征。     

怪奇诗风与中国诗歌美学转型考略

唐代中期,中国诗歌创作开始了大规模的审美转型,诗人中以韩愈、孟郊等为代表,时间上则以元和之际为转变契机,于晚唐五代完成审美风格的转变。唐诗怪奇之风作为时代审美风格转型的一个重要类别,其兴起的原因,从文学本身看一方面是对前朝诗歌美学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另一方面也是唐代不同文体之间相互浸染的结果;从历史和文化层面看则是封建文化由鼎盛而衰落的文学表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向异质文化学习借鉴的结果。唐诗怪奇之风的美学特征具有较高的文化学意义,同时对后代诗歌理论的研究也有开拓价值。     

论杜牧的政治诗

杜牧(803——852)是晚唐诗坛上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脍炙人口、独具风格的诗作,深为古今读者所喜爱。尤在当世更享有一代声誉可与李商隐齐名,“李杜并称”,又同伟大诗人杜甫媲美,“人号为小杜”,堪称晚唐诗人中的佼佼者,确实是有抱负、有才干、有气节的政治诗人。杜牧的诗歌,大都以政治社会为题材,敢于抨击现实,针砭时弊,无情地揭露了封建     

从杜荀鹤诗看其佛禅情结

晚唐是个特殊的时代,大多数诗歌为感伤之作,杜荀鹤的诗亦不例外,悲苦凄凉之声似乎尤为明显。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坎坷的个人经历,使诗人对佛教的“苦谛”、“空无”、“性净”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从而使杜诗多了一层佛性禅心。挖掘杜诗的佛禅元素并分析诗人这种佛禅情结的原因,对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杜诗甚至晚唐诗都有重要意义。     

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与李商隐的诗

"汉朝情结"是由唐太宗率先大力提倡和在创作中亲做表率而形成的,它整整影响了有唐一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晚唐诗人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诗人们外化"汉朝情结"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个性,又创造性地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这一个"的诗歌特征.     

白居易诗歌中晚唐风行与影响论析

被誉为“广大教化主”的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诗歌推重写实通俗,平易流畅,甚至不避浅切,其诗歌在中晚唐的流播达到风行的程度.它的流播对当时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当时诗歌创作树立新的审美范式,即元和体与元白体;另一方面对我国古代诗歌派别意识的觉醒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随着晚唐政局的昏暗,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进入更深层次,以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刘驾、罗隐、杜荀鹤、黄滔等为代表的寒门文人重新审视白居易诗歌中讽谕之作,并部分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济世讽谕的精髓,使晚唐诗文创作在“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论武周时期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

关于武周时期洛阳与诗歌之关系,前人多关注诗歌对提升洛阳文化地位的作用,而忽视了当时洛阳文化对诗歌发展之影响。实际上,正由于洛阳政权中心的建立,“方外十友”才得以形成,这对唐诗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再者,诗歌中心随政权中心转到洛阳后,诗歌的表现对象、艺术风格、用典喜好都发生了相应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诗学观念在洛阳发生了较大转变,诗人由慕学西汉(长安)转向崇尚东汉和魏晋(洛阳)文学之美。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了“风骨”和“兴寄”的主张。探讨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唐诗演进的外部因素及武则天与唐诗之多重关系。     

品藻：李德懋诗评品格的体现

李德懋作为一位饱学中国诗学理论的朝鲜文学家,他在品评朝鲜与中国的诗人诗作时,善于运用品藻的批评方法去评点与比较中、朝、日等国诗作在风格类型、体制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品评优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意新语工之品(诗歌修辞批评),其二是辨味之品(诗歌风格批评),其三是格调家数之品(诗歌比较批评)。     

也谈当代诗歌的"小众化"

诗人余光中提出“新诗”不求“大众化”,但求“小众化”;然而,由于诗歌和诗人自身的问题,当代诗歌呈现出了“小众化”而不得的尴尬状况。造成该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结为诗人们三种不同的创作态度。为了实现诗歌的“小众化”,诗人们应加强对诗歌理论的反省力度、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力度、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力度以及诗人间彼此融合的力度。     

悖论诗学视角下的狄金森诗歌与其人生观研究

悖论性是狄金森诗歌的主要特点之一.文章以悖论诗学为指导理论,探索发现诗人在同一首诗歌内部、诗歌与诗歌之间、诗歌与诗歌外部之间建构的等价对立矛盾式,指出诗歌中异质因素的并置,并阐释其对话性,领悟诗人辨证的人生观,包括对立统一观、颠覆创新观和动态发展观.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杂拟手法探论

江淹选取从汉代到刘宋三十位诗人进行模拟,取名“杂体诗”,意为诸种体式相杂而成.《文选》选诗特设“杂拟”一美,将其三十首诗全部收录.江淹在对具体作家进行模拟时,采取“杂拟”的创作手法——将所拟作家的不同诗歌题材、内容、风格看作一个整体,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再创作.针时于此,以其中五首诗为例,探讨这种创作手法的使用对于诗人个体风格的确认和汉魏六朝诗歌题材的定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