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三远”论的美学思想溯源

郭熙的《林泉高致》是中国古代山水画论的重要著作,彰显了山水画本体价值和功能。郭熙提出的“林泉之心”既溯源于老庄“游”的美学思想,也受到唐代“中隐”理论的影响。郭熙在“游”的思想基础上推扩为“游目”的审美观照方式,并且最终将“游之所向”物化为具有整合、凝炼意境功能的“三远”理法,从而使之成为山水画论与山水画创作的审美范式与规则。     

从“可游可居”的审美理想看中国山水画的构图特点

“可游可居”作为中国山水审美理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的发展过程。“道游于艺，艺合乎于道”，“可游可居”的审美理想对中国山水画构图的影响体现在五个方面：“游-居”的观察方式、“线性的画面结构”、平面二维的“远”的空间、“以大观小”的“山水之法”以及意象化的符号。文章指出道在艺中的作用，由构思层面来把握构图的特征，探讨古人审美心理的形成渊源和古典图式背后的心理因素。     

谈山水画的审美视角

“游”在中华美学上阐述较多,中国的哲学、诗歌、书画上对其都有所涉及。本文以“游”作为引子,从“时间穿梭于空间、以大观小与小中现大的视角、以及求质求真的视角”3个方面来分析山水画的审美视角。     

论宋代题山水画诗“画中有我”的自寓性

宋代诗人在观赏山水画图时，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画中有我的意境参与意识，产生如入画境的出位之思和欲入画境之想望。如果说前者还只是暂时置身其间的艺术幻觉，后者则由艺术的审美活动，深入到人生的理想追求。宋代诗人在题山水画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画中有我的自寓性，是宋代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士人心态所致，亦与当时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从审美主体而言，眼观画图、神游山水，是宋代士人身居庙堂之中而获得山林野逸之趣的重要途径，是他们化解仕隐矛盾的一剂良方。就审美客体来说，是宋代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景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直接导引出诗人自寓其中的感受。     

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在空间意识上的异同

中国山水画作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审美方式之一，不仅代表着华夏民族的空间意识与精神空间，从技法和意识上传达的乃是对宇宙自然的无止境感悟与“天人合一”式的永恒探索精神。山水画空间并不是一个纯视觉空间，而是由视觉探寻引向精神体验的空间，亦即通过画境的可行、可望、可居和可游的心理模拟探寻。这种对宇宙人生之道的精神领悟和理想追求，赋予山水画家运动、开放、多维和无限性的空间意识。     

论中国山水画生命艺术的诗禅情韵

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就是空灵、静穆、飘逸之美,概因华夏山水画艺术的精神境界惟有凭借饱含情感并诉诸直觉体验的禅宗形象体系,才能暗示、象征、启迪、感化接受者,使之真切体悟到意境形象所涵盖的、尚无直接表现出的“心随物游”、“象外之象”、“味外之旨”、“言外之意”,从而诱导世人去寻觅那蕴含有生命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自由解放的精神妙境。     

五代北宋山水画的空间意象研究

中国绘画空间意象思想的提出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宗炳的《画山水序》，至唐朝五代时期发展成熟。唐朝山水画的空间意象构图风格，经五代北宋画家的推波助澜，发展至鼎盛。五代北宋山水画较之唐朝山水画，更加注重对空间意象的布置安排，并通过对景物不厌其烦的布置安排，追求观赏者在游览时的趣味性，以营造可游可居的山水空间意境。     

从庄子之“游”到道教“游仙”的审美意蕴

“游”贯穿于《庄子》。“游”的过程是体道的过程,亦是审美的过程。道教心目中的至大至美的精神境界,可以通过“游”来获得。“游”之游,是指进入“游”的审美状态;“游”之观,是指审美途径;“游”之化,是指审美境界和归属。而极具道教色彩的“游”之仙,是在“游”之化的基础上,人为突破形体在“游”中的局限所做的一种努力,从而使人达到在心灵和形体上的真正的逍遥“游”,使道教意义上的“游”,具备了审美与宗教的两重意义。     

苍岩千尺秀(国画)

山水画是人与自然的产物,可赋予自然与人格化,可在自然山川中陶冶人的性情,可在自然山水中净化人的心灵山水画作品"苍岩千尺秀"是画家游太行山所感而作,全画以苍劲的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法,突显了太行山绝壁千尺挺拔秀美的境界     

浅谈《画山水序》

《画山水序》是把中国的佛学、道学的思想渗入了山水画论之中。就山水画功能而论,宗炳认为山水画是用来体现圣人之道,肯定了现实山水的感性形象的美在于它是“灵”“道”的表现,同时也是“神”的表现。“畅神”的提出对山水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画论在重视精神性和理性上最早为中国的山水画艺术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方向。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宋代编例性质考论

宋代编例是将已有的判例编纂成集的立法活动,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学界对宋代编例的性质有所争议。宋代例、例册与编例共存,例是例册和编例的素材,先有例,后有例册,再有编例。宋代之前的判例法经历了从秦汉的比附到唐代确立例的地位,自宋代开始,例成了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清代最终实现了律例合编。宋代编例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历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是对例进行编修并将其上升为立法活动的过渡时期,可以发现宋代编例无论在体例、形式还是程序的视角中,其性质都属于立法活动。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南宋沿袭了北宋“守内虚外”策略吗?

“守内虚外”是北宋初期确立的三大国策之一 ,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这是长期以来史学界的一致看法。实际上 ,南宋与北宋比较 ,国内外情况不尽相同。南宋有着比北宋更为严峻的边疆形势 ,这就决定了南宋不可能仍然以此作为其国策 ,而是既要“守内” ,又必须重视防外。     

试论欧阳修词与诗之关系

宋词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宋诗的影响和支持,这一点最早可以从欧阳修的词中看出。欧阳修是宋代第一个诗词兼擅的大词人,他的词和他的诗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二者在主体形象和理性精神的突出方面表现出深刻的联系,颇能说明宋词在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宋诗的影响。     

青色在宋代的发展与广泛运用

青色在宋代社会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大放光彩。宋代皇家服用的器物中,有沿用前代青色者,有新改青色者,而南郊祭天的斋宫称青城,则为北宋独有。宋代有青色制服,更多青色便服,女子多穿青裙,男子多戴青巾青帽。宋代日用器物中,最突出的青色即青伞和青纸。宋代砖瓦等建筑中青色占主要地位。青色深受大众的喜爱,对官方的垄断多有冲破,争取到共享。在所有色彩创新中,青色在宋代最出彩,服装颜色中以天水碧为典型,牡丹花培育出碧色,青瓷更是发展到了历史顶峰。青色颜料丰富,石青和蓝最为常用。与红、黄一样,青色也是贵贱共享,宋代可谓尚赤、尊黄、喜青。     

宋代文人的馆阁情结

宋代文人的馆阁情结主要表现在:未入馆文人的艳羡与追逐,入馆文人的自信与自得,离馆文人的思念与追忆,馆职文人对馆阁职名的推崇与维护。宋代崇文崇儒的基本国策是宋人馆阁情结的社会基础;馆阁图书之府、育才之所、文化沙龙的强大功能以及与馆阁功能相伴而生的恩宠待遇,是宋人馆阁情结的实质缘由;宋代文人的结盟意识,对精英集团的渴望则是宋人馆阁情结的需要心理。     

《宋刑统》其书与宋代礼法

《宋刑统》一书与《唐律疏议》基本相同 ,足证赵宋承袭唐制 ;《宋刑统》不是《唐律疏议》的简单翻版 ;由《宋刑统》增加而为《唐律疏议》所无的文字 ,可知宋朝礼法不完全等同于唐代礼法     

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     

论宋代山水画及题山水画诗中尚意观的形成

尚意的美学思潮,遍及于宋代诗歌与绘画领域,是宋代诗学的重要课题.山水画及其题诗由唐代尚"真"到宋代尚"意"观念的演变,自中唐开始,而在晚唐五代趋于完成,至宋代,"意"被文人奉为创作的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