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

针对我国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邓小平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出发,不断地探索、研究,系统地提出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一整套思想理论,既有效地指导了党、政府和人民的反腐败斗争,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反腐败思想探析

反腐败是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贯思想。他不但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党内进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方针 :关于对党内反腐败斗争性质的认识 ,关于对党内腐败现象具体表现的认识 ,关于对党内腐败现象根源的认识 ,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切实有效的廉政措施 :加强思想教育 ,教育倡廉 ;加强民主监督 ,防腐促廉 ;运用法制手段 ,防腐护廉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模范导廉     

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党的十四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所面临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有些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甚至还在一些地方蔓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干扰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党的十五大的胜利召开,为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五大报告中,向全党发出了"坚决遏制腐败现象"的号召。中纪委向十五大所作报告中深刻指出,"开展反腐败斗争,既要惩处腐败分子,又要立足教育、着眼防范,在全党筑起拒腐防变的思…     

论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形成和特点

认真学习邓小平反腐败思想对巩固和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重要意义。要真正明确邓小平反腐败思想就必须掌握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基本特点,了解腐败现象的严重危害性以及维持党和政府廉洁公正形象的重要性。     

对新形势下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几点思考——学习邓小平关于反腐败的论述

本文以邓小平关于反腐败的论述为武器,提出从三个方面把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即深入认识腐败的本性和反腐败斗争的特点;深入分析有些腐败现象蔓延的原因;深入解决关键性的问题。     

论邓小平辩证看待社会思潮的方法与启示

邓小平辩证地认识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客观上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邓小平用辩证方法对待社会思潮：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疏导教育与法纪手段相结合.启示：要认识到社会思潮的存在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的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还是机遇,要对马克思主义有理论自信;对社会思潮既不能钳制过紧,也不能放任自流,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要采取辩证方法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权力·腐败·监督——论邓小平反腐败思想

邓小平反腐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组成部分 ,邓小平高屋建瓴地对腐败现象的成因、本质、表现及对策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为我们今天反腐败斗争提供了行动的指针。1　权力失去的制约 ,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 ,权力的滥用必然滋生腐败　　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权力失去制约、失去了监督 ,当权者集中了无限的权力 ,为自己、为亲友谋取私利。特权导致腐败。邓小平指出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干部制度方面来说 ,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家长制现象 ,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制…     

关于邓小平反腐败理论的若干思考

邓小平的反腐败理论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对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学习邓小平的反腐败理论,就要特别注意腐败现象存在的危害性,树立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决心;就要充分看到反腐败工作的复杂性,建立标本兼治的工作机制;就要深刻认识与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做好坚决持久抗击腐败的准备。     

浅析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其对策

自一九九三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以来，由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原则，确立了反腐败的三项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因此，全国的反腐败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得以顺利开展，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消极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遏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成果并不巩固，一旦有合适的气候，又会以其他形式出现。这种反复，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对腐败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认识的还不够深刻，对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缺少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范腐败…     

邓小平反腐思想初探

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原因,同时,对如何开展党内的反腐败斗争,有力地加强执政党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中国视域下航空法独立性之辩

航空法应否成为独立的部门法存有争议, 主流观点认为是国际法的新分支。航空法有天然的国际性, 但不等同于航空法即是国际法的分支。航空法内容的综合性、多学科性、较多技术规范性和国际航空公约适用的条件限制性, 决定国际航空法无法包容航空法的全部内容和特性。航空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 不仅可从航空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法规数量上寻求到自证自洽的缘由, 而且中国民航强国战略、低空开放、航空立法新变化和海峡两岸直航也都是巨大的驱动因素。应该从夯实航空法学自身理论根基、加强航空法学与各学科知识的融通、修改法学学科分类办法等方面推动航空法独立。     

不平等概念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法学上的平等指的是程序和条文上的平等,理想概念中的绝对平等是不存在的,我们判断中国近代史上的条约是否平等,依据的标准应该与国际法一致。条约的缔结是否有武力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条约是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约文是否对等,应是我们评判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原则。由于近代条约的复杂多样,单凭几个原则是难以判定所有的条约的,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还需要深入讨论。     

论价值选择的主体性和合理性

价值选择是价值论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但在理论研究上又比较薄弱。价值选择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特征 ,它构成了从价值评价 (认识 )到价值创造 (实践、做 )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是理论回到现实、指导实践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在价值选择过程中 ,必须正确处理价值选择的主体性 ,使人们的价值选择成为合理的、合客观规律性的 ,否则 ,人们的价值实践必然遭到失败     

论不纯正的不作为及其先前行为

犯罪不仅可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不作为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纯正不作为犯,一种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前者的处罚依据是刑法各条之规定,而后者并未在刑法各条中有明示规定,对其进行处罚,似乎有背罪刑法定,但通过理论的分析,处罚不纯正的不作为犯并不违背罪刑法定。但因其未明确规定在刑法各条中,故处罚此类行为时,必须慎重,特别是认定其中的先前行为时,更应加以分类,从不同角度寻找处罚的依据。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行政法治化：需要与途径

为保持经济、社会和自然等的持续和协调发展,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行政法治作为法治的核心与关键,理应积极回应、关注和引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与之相融,从而为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与激励。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行政法治的契合应是全方位的,应在行政领域的立法、执法和程序以及诉讼救济上皆有所体现。     

儒家伦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大力推行法制而在乡村社会屡屡受阻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思考的不是法制的强制推行,而应对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脉的儒家伦理给予应有的关注,重新考量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影响。试从儒家伦理的内涵入手,探讨儒家伦理对当代法治的影响,思考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资源与现代法治的融合。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中共“依法执政”理念思想渊源——关于董必武法律思想的分析

董必武是新中国在政法工作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认为执政党要通过依法执政的方式,逐步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不宜再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应当依靠法制来治理国家,做到依法办事.要党政分开,党员干部要带头守法,人民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