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他者”：中老边境地区排角人的身份建构与族群认同

生活在中老边境地区的排角人是一个跨境而居的人口较少族群,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识别为哈尼族。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的加大,使得一个族群身份和族群意识本来较为模糊的群体开始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来拒斥国家已经划定的民族成分。他们通过制作大鼓、更改族称以及递交申请等社会动员与村寨实践,力图通过与国家的对话和协商来获得人口较少民族基诺族这个"想象的"族群身份。我们的研究将说明,地方族群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族群利益,充分利用其社会、文化和象征资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族群身份建构的运动中,从而形塑族群的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     

历史记忆、祖源叙事与文化重构：永胜彝族他留人的族群认同

他留人是居住在滇西北永胜县境内的一个特殊族群。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民间传说与族谱、碑刻不仅成为他留人祖源叙事的重要文本,也成为社区成员维持、重塑村落与族群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方式,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下的族群认同。在当代社会变迁中,村寨知识精英及地方政府通过有选择的行为实践重构了地方社群的传统仪式与节日空间,彰显他留人独特的文化特征与族群边界,由此强化他留人的祖源记忆与身份认同。然而,他留人的历史记忆和祖源叙事并没有呈现出与族群认同相对应的关系,从而体现了他留人族群认同的"地方性意义"。     

民族文化移植现象中目的地社区的文化认同研究——基于恩施州枫香坡旅游开发的案例分析

在政府政策和市场机遇的双重作用下,民族旅游村寨建设如雨后春笋般的壮大起来。在此过程中,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府不乏存在对民族旅游村寨的刻意打造,进而出现了民族文化移植现象。此种现象不仅会左右民族村落文化变迁的进程和方向,还可能对当地民族的文化认同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笔者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针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个人认同、族群认同、地缘认同以及客源地文化认同四个层面的变迁情况,对民族文化移植现象中的文化认同进行了实证研究。结合文化认同理论中的场景论和原生论阐发其变化原因,并对现代意义上的族群认同发展趋势做进一步探讨和思考。     

明清贵州屯堡设置与族群文化传承史略——兼论羌族村寨灾后重建

明清时期贵州实施大规模屯田,特殊背景下设置了众多屯堡,使屯堡村寨和当地"夷寨"族群之间筑起了一道隔离藩篱,客观上却促成屯堡村寨和被屯堡隔离一隅的"夷寨"族群各自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和传承动力,从而留存下一批宝贵的民族村寨文化遗产.这一史实,引发出对当今羌族村寨灾后重建的思考,即主张推行"新屯田制".以解决5.12特大地震对国土资源改变而带来的土地产权新问题,又适时地建立起一种相对的文化"隔离机制",减少羌民族与外界的频繁互动,让羌文化在修身养息中恢复元气.     

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

面对人类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不同的民族国家与不同的民族在发展轨迹上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对于不同族群来说,"现代化"通常是一个文化相对论的概念,对之理解是多元的。少数民族对"现代化"的文化认同是一种影响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内,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可能不同步,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其结果一方面可能是少数民族群体对冲击的适应,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冲突与抵制。对于一个多民族社会来说,少数民族传统社区的居民是否具备面对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型所需要的必要的适应能力,是转型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前景存在两种可能:一是逐步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型,二是由于社会变迁与本民族文化冲突而导致少数民族向"民族中心主义"文化靠拢。     

论后发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民主化困境与民族冲突——以斯里兰卡为例

斯里兰卡是后发多民族国家民主化转型失败的典型案例。持续不断的民族冲突的根源在于后发多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差异性和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民族冲突的路径体现了政客们利用"多数决定少数"原则操控民主以及族群动员引发的制度衰败的过程。当务之急是在观念层面淡化民族差异,提高国族认同;同时在国家结构的层面上实行改革,使其在民主理想的旗帜下,建立能够及时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和满足他们愿望的制度机制。     

传承与调适:民族传统法制文化嵌入地方冲突治理的组织路径

民族传统法制文化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自治的规范基础,它与朴素的民间道德相映照,能够助益基于法律的基层治理。伴随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认同弱化、反应迟滞、机制异化等问题在逐渐减损民族传统法制文化的活力,同时也影响到其支撑和恢复地方社会内生性秩序的功能。“借道”传统民间社会组织,有助于民族传统法制文化嵌入地方冲突治理,实现社会规范整合、核心价值趋同与定纷止争的多重目的。     

文化互动与仪式变迁——“武陵民族走廊”跳香仪式的田野调查

跳香仪式是"武陵民族走廊"沅水流域瓦乡人的宗教仪式,在多元文化互动、融合与发展的背景下,仪式的集体性、狂欢性消退,出现世俗化、功利化的趋势,其传承的文化空间逐渐扩展,传承方式呈现自在、多样化的状态。尽管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多元化的背景下,跳香仪式传承区域的族群成员分别归属于汉族、苗族、土家族,但瓦乡人认同这种凝聚内部力量的文化表征,使得跳香仪式得以传承延续,成为表现和强调族群认同的一种叙事,体现了全球化社会中文化的多样性,从而证明族群间的文化互动与文化共享是宗教仪式变迁的主要因素。     

"目瑙纵歌"在景颇文化现代传承中的功能

源于景颇族远古时期的"目瑙纵歌",在经历了景颇族社会文化漫长的历史发展与变迁之后,在现代多元文化的氛围中,已成为景颇文化在现代社会最显明的民族文化标识。在景颇族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适应中,"目瑙纵歌"是一部活着的民族文化"史册"、载负着强化族群认同、传递族群文化、整合现代文明的文化传承功能。     

一种自称 三个民族——对黄泥河右岸布依族群民族识别的再调查

在珠江源头的黄泥河右岸,世代生活着一个自称"布依"的族群。他们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族群认同等方面几乎完全相同,但在民族识别中却分别被识别为水族、布依族和壮族。究其原因,这与民族识别标准、民族识别方式以及对族群自称和族群认同缺乏科学认识有直接的关系。从心理人类学的角度看,族群自称是族群认同的外在标志,而族群认同则是族群自称的内在依据,因此,族群认同可以替代"共同心理素质"并成为民族识别的一项重要标准。     

族群认同的建构与消解：一座三撬人村落的当代裂变

依据族群是自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观点,分布于黎平、锦屏交界区域的三撬人可以视为一个独立族群。乌勒是夹杂在苗族、侗族、汉族区域间的一个三撬人村寨,一个族群孤岛,其族群认同能够一直保持和维护下来,与清代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环境密切关联。在全球化进程中,分立四处的乌勒人,族群认同既面临消解,也在再建构。乌勒已成为分立四处的乌勒人的根基性原生纽带。     

大理邓川坝子“白回”族群成因探析

元明时期进入邓川坝子的回回人,由于长期与白族为主的世居民族共居生活,在以族际通婚为主要方式的族际文化交融中,逐渐采借和接受了许多白族文化的特质,导致其族群外部边界的改变;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坚守着伊斯兰信仰,从而有效地维系了族群的内部边界,即认为"自己是回族穆斯林"的族群认同和意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兼有明显白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特征的"白回"族群.     

从村寨祭祀仪式到民族法定节日:云南耿马佤族青苗节的变迁与重构

节日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及其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的"青苗节"原本是四排山等地佤族群众世代沿袭的村寨传统祭祀活动,经佤族精英和地方政府等多重力量的努力,使其最终成为耿马佤族的法定节日,并导致青苗节在仪式场域、祭祀内容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发生了流变。这既是佤族民众文化自觉意识增强的体现,也是地方政府分配文化象征资源、平衡民族利益和民族关系的一种有效策略与手段。在从村寨祭祀仪式到民族法定节日的过程中,作为民族文化资本的青苗节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从而蕴含着不同行为体的利益诉求及其文化表达。     

彝族祭主仪式中的“偷密枯”研究——云南大理后山村腊罗人祭土主调查

"偷密枯"行为通常为滇西彝族腊罗人传统的宗教祭祀活动,是一种因客观地理环境和族群记忆所塑造的强烈"祖荫"意识的外在表现。神圣的仪式过程嵌入许多心理和行为规避。然而腊罗人基于村寨单位的"偷密枯"行为,其"偷取"的只是单位村寨族人自我心意的一种"气场",并不能把归属于所有族人的尊祖"偷置"到自己村寨,让其差别"服务"于村民。单位性质的村寨族人的"偷",只是村民虔诚信仰祖神的心理和行为表达。在这个基于信仰而充满神谕的"偷密枯"过程中,腊罗人记忆和传承了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仪式化的"偷密枯"行为在构成腊罗人强烈族属意识的同时,也再造出迎合族人、地方以及民族国家需求的有序社会。     

慎用"族群"——族群研究的中国语境思考

对大陆族群研究历程进行回顾,透过民族和族群争论的表象挖掘族群理论与民族理论的本质差异,认为族群研究对不同族群间的共生和合作关注不够,暗含了不平等、分化、排外的价值取向,贯穿其中的"‘同'中取‘异'"的思想,更加体现其主观认同性与情境性的特点;而中国的民族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一脉相承,民族研究注重引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之精神,至始至终贯穿着在多民族的"异"中求得"大一统"的"同",更加体现其重根源,顾大局,讲包容的特点.文章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讨论族群研究问题,针对族群研究的偏激和泛化倾向,指出在中国语境中应该慎用"族群",从而正确对待族群研究.     

族群认同与文化建构——辰沅流域瓦乡人盘瓠神话的人类学考察

文化表征是重要的族群边界,也是维持族群边界的主要因素.瓦乡人及其民族精英与地方政府对盘瓠神话进行的既有别于苗族又依附于汉族的文化建构,呈现出他们内心亦苗亦汉复杂纠结的情感,说明族群认同既是强势与弱势力量互动变迁的过程,也是“边缘”力量和“中心”力量共同建构的结果,更是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历程.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是复杂的,只有在动态的文化情境中考察族群的边界及其维护才能明确族群认同的实在意义.     

民族认同与想象：以撒拉族为讨论个案

撒拉族的族群认同以1954年政府确认其为一个民族以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为分界线。之前主要表现为与周边文化互动的文化群体;之后的种种族群想象和民族认同具象表明族群的政治性认同始终是族群认同的核心。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旅游开发下民族社区精英成长与文化认同——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五龙寨为例

羌族地区的旅游开发为探讨村寨精英成长与民族文化认同二者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文章通过对北川羌族自治县五龙寨杨华武、母广元二人的成长历程、体现本族文化认同的言行举止、对社区居民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探讨,指出民族村寨的社区精英对地方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更为关切,对本族文化更有自豪感和认同感.他们在地方文化的复兴与构建中扮演着领导者角色,在社区居民的民族文化认同中发挥着导向性与规制性作用,把向年轻一代以及大众宣扬本族传统文化视为自己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多元复合认同——以境外俄罗斯人为例

苏联解体后,分布在独联体境内的2500万俄罗斯人,面临民族认同的重新选择现象,新的认同形塑是一个重要问题,“祖国”的消失,心里上的“多元认同”和实体上的“复合身份”,以及该族群的居住国政策和俄罗斯联邦的同胞政策都对其造成影响,多样的认同的存在,不只单是平行的现象,而是一种同一的多层次结构,彼此并不必然会在认同选择的过程中出现冲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种影响的多重因子,探寻族群属性是否是一种复合体,寻求民族认同的多元复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