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法先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先王是德治的楷模，法先王就要像先王一样实行德治。“我时其惟殷先王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康诰》），就是这一思想的明白无误的表述。可见，法先王的德治思想是法先王的内涵之一。三、法先王的用贤思想《吕刑》具体描述了尧任用贤才———伯夷、禹和稷，“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因而“惟殷（指重大贡献）于民”。如果说这里还只是含蕴着法先王就是要法先王的用贤思想的话，那么，在《立政》就讲得十分明确、具体。《立政》是周公晚年告诫成…     

《尚书·立政》篇对中国国家管理思想的影响

《立政》篇是《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的一篇。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它是周公还政成王时，为告诫周成王如何治理国家而作的．过去人们对《立政》篇的研究，主要是局限于它在儒学经典中的地位，而很少顾及到它对中国后世国家管理思想的影响。本文则着重探讨它对中国后世国家管理思想的影响。具体地说，《尚书·立政》篇对中国后世国家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一、重德慎刑主张成为后世历朝国家管理的实际指导思想《立政》篇在总结夏、商亡国教训时，所提出的国家管理的核心思想是重德镇刑。文中周公普谆谆告诫周成王：夏桀亡国的教训…     

风诗新解（十二）

风诗新解（十二）晏方破斧《豳风》旧说一直以为是周公旦之诗，《破斧》有句云“周公东征”，表面看来，正能证成此说。实则据《周南召南谱》：“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时周公召公是也。”周公正多，不必...     

狱神皋陶形象文化探究

皋陶是中国史学界和法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是我国造狱的先驱，被尊为狱神。皋陶被塑造为狱神的主要原因：他被认为是“法之宗”，“道之宗”，在他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法治理想；他创刑律、造监狱。是中国刑法的鼻祖。皋陶的思想和业绩形成的皋陶文化，其核心思想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官方正统儒家思想的源头。他被当作祖师神、行业神受到狱吏狱卒等从业者的崇拜；也被当作生活保护神，受到囚犯和普通民众的崇拜。对狱神皋陶形象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探讨我国民间信仰和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的一个新视角。     

伊尹放太甲周公诛管叔讲义

圣贤有大不幸之事。不能辞其过也。而亦不敢避其过。辞其过则以欺伪饰天下。而此心无以对天人。避其过则任天下之倾颓。而此心更无以告天人。伊尹周公之事是已。孟子曰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其论圣贤之事尽矣。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管叔。皆大不幸之事也。一则以劳诲其君而至于放。一则以同气背畔而至于推刃。其不敢辞而避之者。伊尹曰毋俾世迷。周公曰我之勿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使伊尹周公。稍依违辞避于其间。则商周之天下。     

从周公摄政的争论说到历史考证

关于周公在周初政治上的角色问题，战国后期曾有冢宰摄政之说，２０世纪学者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又提出形形色色的标新立异之说，或以为周公并非摄政，竟是称王了；或以为莫说称王，连摄政也是后世伪造；甚或以为周公实为　篡　窃。仔细分析这些论说，其中误读古书者有之，推理失简者有之，于文献　考　古间心存偏见者有之。在周公摄政讨论中暴露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历史事件的考证之中，为此有必要规范考证，勿使历史研究堕落为随心所欲的自由谈。     

走出精神危机

８０年代，就有“三信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之说。仔细辨别起来，“三信危机”各有不同指向：信心是自我指向自我的（自信）；信任是自我指向形下之非我的（信任政党、政府等等）；信仰是自我指向形上之非我的（宗教之拜神教信仰、意识形态之观念信仰为真信仰，而拜物教——权力、金钱拜物教信仰等等则为假信仰或信仰危机）。９０年代，又有精神危机、文化危机、精神文化危机之说。因为文化无非是精神的映射，所以精神为内在之本质方面，而文化则为外在之现象方面。笔者在本文中，取“精神危机”为研究课题，从精神本身内…     

立象尽意──论“象”在儒家语言思想中的地位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力，鼓之舞之以尽神。”（《易传·系辞上》）在言意理论中，《易传·系辞上》所载的这段话历来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它明确提出了两个命题：“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第二，从汉代以来，《易传》一直被视为儒家经典，以上两个命题自然关系到如何解释儒家的语言思想问题。儒家坚持“正名”、“立言”、“宗经”等，那么，“言不尽意”与上述思想是否构成矛盾？魏晋玄学家对这个问题作过思考，…     

读《礼记笺注》

刘中光先生所撰《礼记笺注》一书（海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厚厚的一册，洋洋上百万言。笔者於翻读之际，亦在时时沉思。大到选题立项，小到细微之辨正，深感该书均有其独具之优势。一、选题适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思想学说，在孔、孟时代，固可称以“仁”为核心，然其衡量“仁”的具体尺度，则是“礼”。孔子所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的论断（见《论语·颜渊》），便是其明证。若论及于为两千年之中国封建社会服务的中国儒学，则礼学尤为正宗，从军国大政，到乡风…     

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的和谐

古人谓立德、立功、立言，因三者经久不废，故日“三不朽”。但三者之中，认为“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语本《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轻重、主次之分。其实，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三者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譬如，办学术期刊，是可以达到三者和谐的：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是“立德”；把办刊物当做事业来拓展，这是“立功”；     

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

司马迁继《春秋》之志而作《史记》，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汉朝立朝以来，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土德）为国朝敲定土德；中经文景意欲改弦更张，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未能成行；终于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土德）。与此同时，在儒生的建议下，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改用太初历，重启历史纪元。改德与太初历创制（天人），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君臣）的官学调整，共同构成立教时刻。司马迁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笔法曲折，分散于《史记》各处，汇总而观，足见其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武帝有立教之名却未能真正导民以德，史迁对此颇有微词。《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黄帝作为首帝，无疑是历史的起点和原则，武帝改汉德为土德，则首尾呼应；在此框架下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与武帝（当朝）的多重古今之变。     

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兼论法的亲和力

一、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一）人情观的内涵“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犤１犦法律服务于礼治，屈从于人情，这便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以情破法，行“法外之仁”的发端。《清史稿．刑法志》中有：“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生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正也，刑也，凡皆以维护礼教于勿潜。”这时候，德主刑辅、礼主法辅已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内容，而这一价值体系的建立，肯定了人情在法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尚礼教，便要重人情。与人情有些不太协调的法律不仅被人们视为“不得已而用之”犤２犦的手段，而且…     

朝鲜李朝末年教案探因

朝鲜李朝末年是基督教迅速在朝鲜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教案迭起的年代。从导致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礼仪之争、党派之争、外交之争，其典型代表是“辛亥邪狱”、“辛酉邪狱”、“丙寅邪狱”。具体分析三类教案，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是导致李朝末年教案迭起的基本原因，而西方传教士对朝鲜国家事务的干涉才是其主要原因。     

"有耻且格"与"免而无耻"的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对社会治乱的关注。古代的治平之道是在各派思想的争论和现实的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先秦百家争鸣对治平之道有两种不同的大争论，一种观点主张依靠刑政来治理国家，另一种观点主张依靠德教来治理国家。孔子崇尚“为政以德”，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其意思是说，用政法来诱导人们，运用刑罚来整顿人们，人民只能暂时畏于刑罚而免于罪过，却不懂羞耻，无羞耻之心；若用道德来诱导人们，用礼教整顿人们，那么，人民就不但懂得羞耻有羞耻之心，而且人心也会归…     

对孟子“夭寿不贰”句之解读--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思想为参照

孟子云“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中包含着“夭寿（生死）与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修身立命”这两方面的问题。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在时间的视域下，将此在解读为“向死而在”，与言说“生生之大德”的儒者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命定的偶然性（个体的人必然有具体的实质限定）、必死性（有限个体必有其死）和使命义（人禀受善性而有道德使命）这三者构成了《孟子》中的“命”义。孟子反求诸己，追求人的本然善性和生之尊严；海德格尔则认为面对死亡的决断，是个体成为本真存在的关键，而儒者的生活方式可视作本真存在的一种可能性。     

皋陶研究

皋陶，亦作陶或咎，或称陶叔（《易林·需之大畜》）、（《路史·后记》），相传是我国古代刑法的创立者和声名卓著的法官。他的事迹零星地见于《尚书》、《左传》、《竹书纪年》和《史记》等较早的史书，《离骚》、《说文》和诸子等书中也可见到片断记载。相传他断狱公平，执法公正，又被后人视为狱神。伪古文《尚书》说他主张“镇刑”、“轻刑”，希望“无刑”（《大禹谟》）。从东汉开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再次提高，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类并提，列为古十二圣之一（见《论衡·骨相篇》）。魏晋以降，氏族谱煤之风…     

学还需疑

《论语·颜渊》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贡问政，子（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汉代思想家王充，在读了这段记载后，反问：“使治无食，民饿，弃礼仪；礼仪弃，信安立？” 在封建社会里，礼仪是什么东西，我们暂且不去管它，这里要指出的是：王充这种不以书上说的为是，非为非的大胆怀疑之精神，倒是很值得我们读书、学习时效法的，古人不是说“学则须疑”吗？这就是说，读书要多动脑筋…     

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辨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重兵实边，并非源于“有吞四夷之志”，而是被边事形势之所迫；重兵实边，是国家职能之所需，是明君英主之必为；唐玄宗并非“有吞四夷之志”，而是对四夷礼兵并举，志在和服四夷，乃至立盟誓约，分疆而治。唐玄宗的军事战略之失，在于军事力量不能相互制衡，而不在于重兵实边。     

《尚书·立政》“三亳阪尹”解

《尚书·立政》篇中的“三亳阪尹”古来歧说纷呈。实际上，指的是周初在商旧都“三亳”和阪地所设立的尹长，即“三亳尹”和“阪尹”。三亳尹乃周人为了统治和管理原来商都的民众所设立的官职；阪尹是周初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官职，是周公迁殷民于洛邑附近的阪泽之地后，为了便于管理而特设的政长。     

宋代法官的职业操守--对府州司理参军、司法参军的履职考察

法官职业操守以据法、守正为重要组成部分，宋代通过儒家司法理念的灌输与严惩作奸犯科的法官塑造法官职业操守，在落实儒家价值观方面，司理参军治狱以“得情”“无冤”为目标，司法参军议狱则“求合于人情”或以“傅之经义”为极则。在职守第一的背景下，他们表现出不顾个人利益、个人得失的“忘我”特征：宁可弃官，也要守职；甚至法官的极则是“求生”，其底线意识就是“不以人命换官做”，因而频频与长官“争狱”。在与同僚或下属的关系上，司法参军驳正的是本府州司理参军勘鞫有误的案件，不直接针对属县；而司理参军复核属县案件，其驳正权或驳正责任，是司法参军所没有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