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农二代"市民化研究

通过对“农二代”市民化主、客观条件的描述,认为“农二代”是农民工队伍中最有可能实现市民化的一个群体,但“农二代”在市民化道路上还存在着种种客观障碍。事实上,“农二代”市民化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结合“农二代”的主观意愿,提出了一些制度创新与政策改革的相关对策,以拆除阻碍其市民化的篱栅,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对打工收入增长的影响

利用全国性大样本调查数据构建多层次 Mincer 打工收入扩展方程。实证分析发现,“农二代”与城市同龄人具有趋同价值观和个人发展诉求,“农二代”不同层级城镇打工对收入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省会及以上城市收入增长影响效果较好,而地级市及以下较差。城镇层级与人力资本等级产生收入增长联动影响,高层级城镇对高人力资本收入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而对低人力资本则具有消极影响。高知识技能农民工因其异质性适合在较大范围内流动,而低知识技能农民工因其同质性应适当控制流动距离,更多进入地级及以下城镇打工。当前“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格局尚存在优化空间,政策应扶持家庭创业和多元经营以支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发展。     

从“新闻框架”角度浅析新生代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成因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他们的媒介形象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出现了新特征。新闻框架与群体的媒介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从新闻框架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成因。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消费水平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提高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对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运用覆盖全国32个省区348个样本城市的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影响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的消费呈现“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的特点.此外,研究还发现,农民工的消费支出与代际因素、婚姻关系、家庭成员数、职业身份、学历高低呈正相关.研究进一步发现,如果能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农民工的消费支出会进一步增加.     

组织中的农民工心理契约:结构维度与影响因素——以大闽南区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已是目前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当前“用工荒”的产生与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转变、期望值的提升、权益意识的觉醒以及企业对这一群体管理方式的简单化等存在紧密联系.基于此,课题组对新生代群体心理契约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农民工的心理契约结构、企业心理契约管理状况、心理契约状况与农民工行为之间的关系,探索组织中农民工心理契约管理的结构维度并检验其管理效应,以期人本地提高管理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农民工心理契约中的组织责任与员工责任结构呈非对称性,农民工认为组织对他们应承担起基本型、人际发展型和工作型三种责任,但自己对组织承担的责任却仅包含基本型责任和人际发展型责任两种,这是农民工区别于其他类型员工的重要特质,也是心理契约管理的关键和落脚点.     

浅析农民工子女就学需求及实施路径

农民工的规模继续扩大,相应地他们子女的教育需求也会越来越大。与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需求相距甚远的严峻现实主要体现在：高昂“借读费”;不受欢迎的“借读身份”;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几方面。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需求与现实的矛盾,努力使需求与现实达到一种平衡,需要通盘考虑。     

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

依据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文章发现:农民工成了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市民可以接受农民工成为自己的同事、邻居、朋友乃至老板,但难以接受他们成为家庭成员;市民高度认同"农民工干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危险活"的说法,但他们对农民工的评价总体"一般"偏下;市民赞成农民工应该与市民一样同等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参加工会和人大选举,但并不认可同等享有失业救济、低保和廉租房.影响对农民工权益评价的主要因素是与农民工的交往程度:与单位内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越正面;与单位外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则越负面.对农民工看法和态度的差异,表现了城市居民不同群体的分歧和矛盾.它是二元经济体制在城市居民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上的表现,是研究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     

风险适应与媒介赋权: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充电研究

在城市竞争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意识和需求愈加强烈。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进行着学习充电与自我完善。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试图探讨在城市生存挑战下,新生代农民工为什么产生充电的想法以及如何进行充电。研究发现,在城市传播系统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激发了自身的风险意识和学习意识。而随着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普及,各种媒介成为他们获取资源的重要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利用媒介实现自我充电,提高就业水平、获得社会资本的日常实践,对其城市融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身份再造: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由萌芽到形成是一个阶段性动态发展过程。文章基于传播学的视角,通过访谈及参与式观察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萌芽和生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传播环境的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城市中的人际交往使得他们有了主体意识的觉醒,组织传播又促进了他们规则观念等现代性的获得,大众传媒则引导了他们公民参与意识的萌发。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也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政治诉求、维护个人权益和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工具,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提升。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现状调查与对策

对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现状的调查表明:整体而言,农民工缺乏心理健康服务需要意识,倾向于选择医院为自己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生活压力和生活质量对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影响较大,经济状况和文化程度对其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影响较小。两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现状有所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意识略强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对由互联网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需要明显强于第一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最关心的心理健康问题存在差异。调查结果说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属于可通过预防解决的一般心理问题,如及时发现并给予预防,则可以妥善解决,相关机构应致力于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意识,加强他们对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理解;并依据两代农民工的特征,通过多种渠道为其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的广告消费与社会认同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广告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消费选择,广告内容成为该群体获取认同标准的主要参照之一。这种符号消费现象,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城市认同以及区隔农村身份的心理渴求。广告是现代商品社会的必要促销工具,符号消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注意符号与现实的差异,以避免过度消费、迷失自我身份与意识和陷入到新的认同困境之中。     

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的动态与展望

目前,学界对于二代农民工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研究。学者们从老、新两代农民工差异比较角度对二代农民工群体新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在文化程度、外出目的、在外生存的敏感程度、务农经验、自我认同、留城意愿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学界关于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融入意愿、身份认同、社会资本、婚恋观、消费行为与犯罪问题等方面。既有研究对二代农民工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度描述和细致分析,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这也是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加以回应和改进的重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转移路径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的主体力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强烈,并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高昂的经济成本、自身素质限制等导致他们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发展制度创新,重视对该群体的技能培训和发展,着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社会融合,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抑或漂泊无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展望——基于江西省吉安市的调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不仅关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乎当前我国城乡融合与一体化进程。根据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和实际归宿的调查分析,尝试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细化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亚群体：落地生根型、落叶归根型、漂泊无根型,而三种不同归宿类型的内部又富有层次区分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不仅是他们自己意愿的表达,更是他们面对现实的抉择,是社会结构诸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行动主体交互作用的结果。从总体上看,被调查者对归宿仍处于不确定者居多,漂泊无根型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前归宿的典型。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供给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大众媒介供给缺失现状,从成本收益、社会阶层、公共产品、城乡二元结构等角度深入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挖掘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需求价值,把握媒介经营成本与收益的张力;(2)履行大众媒介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意识;(3)加大社会投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接触提供便利条件;(4)以政府为主体,建立涉农传媒产品的供给投入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调查与分析

三次系列调研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较低。个中原因包括:他们的经济条件较差、休闲时间较少、参与有益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强以及企业和社区提供的精神生活食粮不足。当前政府应该实施新生代农民工"人文关怀工程",以促进他们的精神健康。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近50%的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渴求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切身利益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时,他们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的作用。因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利用对大连市1011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比较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整体偏低,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边缘化倾向。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