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与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北碚现象”

卢作孚是一位乡村现代化的探索者和实干家。在重庆北碚地区,进行了中国西部地区乡村现代化的成功尝试,开创了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北碚现象”。对经济、文化、环境和人的重视,是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最鲜明的特色。他关于建设“生产的、文化的、游览的区域”的理想与规划;以治理社会秩序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展文化建设和社会公共建设的乡村现代化模式;以及以人为本,延揽和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用人方略．是北碚乡村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试论民国时期卢作孚在北碚的卫生建设对“乡村现代化”的意义

民国时期,卢作孚在北碚进行的卫生建设卓有成效,通过改善环境,建立预防保健系统,增加卫生服务利用的可及性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北碚的人口质量不断提高,从而为推行北碚“乡村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论卢作孚在北碚峡防局的廉政建设

1927年3月,卢作孚来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俗称北碚峡防局)局长。这本是一个“峡区治安联防机构,不具有地方政权性质”,但卢作孚却在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他以经济建设     

民国时期三大乡村建设模式:比较与借鉴

晏阳初创造的“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梁漱溟创造的“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和卢作孚创造的“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为民国时期的三大乡村建设模式。三位先生的生平及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其有关乡村建设的使命、步骤、内容及动力的基本理论和主张也各具特色。但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都为解决当代中国“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的共同体密钥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以其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科学有效地回答了世界“治理赤字”和“治理危机”问题,为世界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与化解国家治理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密钥在于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永不褪色、永不变色,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立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团结亿万人民主体的创造伟力,以追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基,以秉承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共同体”铸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魂,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本,以“主体共同体”聚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力,以“制度共同体”筑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堤,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     

关于和美乡村建设的若干实践问题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不可能在乡村孤立地实现,而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偶联”机制推动下逐步实现。通过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县城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村庄,而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农耕文明,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和美乡村是为农民而建,从规划到实施都要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原则。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经营的农民主体性,需要从以农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建设机制、经营机制和受益机制方面统筹安排。     

评梁漱溟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梁漱溟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家 ,本着文化救国和文化立国的立场 ,他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行的种种改革提出质疑 ,认为欧化和俄化的道路在中国均行不通 ,只有他的乡村建设这个“第三条道路”才能把中华民族导向光明。他的思路是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 ,现代化不应以牺牲和遗弃农村为代价 ,在某种程度上还应以乡土重建为基点。必须从农村出发 ,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复兴和发展的道路 ,由此带动工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在中国现代化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以农业人口为主、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而言 ,今天仍有启迪作用     

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的叙事模式

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通过“对立”和“发现”两种情节模式,以深刻的社会指喻性和切己的问题意识,显现出对21世纪以来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中国方案”的正当性、合法性和进步性的释证、拥护和歌颂。同时,也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权力话语的对抗、更迭以及农民自身的迷茫、困顿与自我分裂,并对乡村根深蒂固的不良惯习和现代化的负质效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较全面地反映了21世纪乡村创业的艰难“追求”过程,表征出一种“近代的超克”情绪,鲜明地体现了21世纪乡村小说作家想象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方法。     

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之路──读《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湖南出版社），是陈光金博士对于“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何以可能、如何进行以及目前的进展”这一课题多年探索的力作，这一选题的重大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全书分为导言、上篇、下篇。在导言部分，作者从评述各相关学科对于“现代化”的界定和论述人手，提出了自己对现代化进程的见解：“……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促进。”进而，对于国际上先后出现的乡村现代化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东亚模式进行多层面的分析和比较，从中提…     

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韧性乡村：当代流变与国家建构——兼论城镇化中的民生安全

韧性乡村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乡村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基本面,韧性乡村以韧性农业为经济基础,以韧性农村或村庄社区为重要载体,以韧性农民为核心要素。没有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乡村就难以应对自然灾害、市场交易风险和城镇化发展压力。中国乡村不乏韧性,传统乡村的风俗、人情等地方性资源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的系列乡村建设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韧性。然而,城镇化发展在拓展乡村发展空间、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却增加了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不确定性。尽管乡村的“公共性”和“包容性”机制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乡村韧性,使其“弱而不衰,脆而不碎”,但它们的作用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明显式微。为了破解乡村发展体制僵化,阻断乡村资源被超额提取,也为了消弭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国家相继推行“放权—少取—多予—赋能”等政策举措建构韧性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将建设韧性乡村作为时代主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意涵、着力点与实践路径

目前我国“三农”工作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之“三重逻辑”的背景、“三个现代化”的任务与“四项遵循”的原则构成了其基本意涵。立足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把握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现代治理三个基本着力点的前提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辩证法观点,综合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等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从而实现由“以俄为师”向“以苏为鉴”的重大转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规律性、创造性、前瞻性的现代化建设新思想,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模式又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新道路,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近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考察

近百年来的中国农村建设呈三条轨迹多元模式向纵深发展,即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派的农村实(试)验、中国国民党主持下的乡村改进和中国共产党80年来的农村探索.其共同经验有:近百年的乡村建设是多种力量推动的结果,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明确了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尝试并创立了多项农村现代化新体制:乡村建设应循序渐进.忌讳急躁与政绩.其存在的问题为:社会各界好以贵族或救世主的眼光看待农民,好以城市模式来改进农村.好以控制资源、束缚农民实现改造农村的目标.     

新时代十年我国加强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加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展现。新时代十年的乡村治理致力于保持基层稳定以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它突出以统合治理健全“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以系统思维推进“三治”融合发展,注重以改革创新推动末梢治理转型,重视以农民为主体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从而筑牢基层基础。创新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横向协同、纵向赋能与条抓块统;彰显并践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突出积极治理、系统治理与共同缔造的结合;通过引领型协同治理来驱动新时代乡村善治,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进而更好地建设农业强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现代化的压力与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一个分析视角

清末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现代化所需的巨量资本压在了仍停留在糊口生活水平的小农身上,现代化的行政权力以及新式教育亦以国家强力向乡村挤压。在现代化的种种压力下,小农生活陷入贫困的深渊,乡村内生的自治资源受到削弱而新的行政整合机制亦带来了基层政权的“痞化”,乡村原有文化调节机制在新式教育模式的强力挤压下受到破坏,新式教育机制未能成功地在乡村落地生根。随着现代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陷入了全面的生态危机。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在历史和现实的结点上:新时期乡村出路的探索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探寻乡村的出路问题理应成为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是由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背景下探寻乡村出路的时候,一种新的乡村发展理念能否在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给予我们的启示与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这两者的聚合中得以培育,这将成为新形势下乡村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新乡村治理理论视野下的以乡村诸要素“现代性”培育为核心内容的乡村社区建设运动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的一个较为合理的社会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