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的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新闻工作者搜集、发布、传播、接受新闻信息的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体现,是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关于自由的立法,对推进我国新闻立法,促进我国新闻民主法制化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人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人权是现代法治中的重要内容,各国无不重视对人权的保护,我国也不例外。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对人权的保护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应在实践中加以克服,促进我国人权保护立法的发展。     

我国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关于平等权的立法方面

我国立法和国际人权公约在平等权方面都有许多规定,我国一贯注重平等权的立法,但我国平等权的立法至今仍与国际人权公约存有冲突,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农民平等权的规定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冲突的根本思想根源,实现平等权,完善我国人权立法,保护、发展人权是很有必要的.     

宪法与人权保护刍议--兼评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保护一般条款

我国1982年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了规定,但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权保护体系不完整,缺少人权保护一般条款和人权受侵害时的宪法救济手段.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虽规定了人权保护的一般条款,但并没有规定人权受侵害时的救济手段.在论述我国的人权保护体系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人权保护体系的立法建议.     

宪法上的知情权及其救济

知情权由一项权利思想发展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体现了现代社会法治理念与现状的不断进步。在我国现阶段，知情权应该是指主体在不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为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了解相对方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具体体现为信息的主张权和信息的接受权。目前我国对于知情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导致许多知情权受侵犯的情况无法得到及时救济。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需要完善知情权保障的法律系统，创设知情权保障的救济途径。     

所有人的权利——论刑事司法人权的归属

从历史渊源和主要法治国家的宪法以及国际人权法来看,刑事司法人权保护机制保护的是所有人的权利。法律是全民的契约,刑事司法人权应当归属于每一个人。我国刑事司法的立法与实践缺少这种理念,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中,应当注意对每一个人的人权保护。     

香港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论析

香港极为重视新闻自由,媒体触觉深广。香港媒体在报道与限制报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欲、知情权与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与公正受审权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与冲突。香港是一个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社会,媒体的表达自由权与司法独立审判权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试析网络时代的消费者知情权

网络时代的消费者知情权在传统基础上得到了扩展和延伸,并且容易受到侵害。国外立法通过强化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来保护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措施较为单一。构建我国在因特网时代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体系应体现因特网自身的特点,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     

论“家电下乡”中农民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知情权作为消费者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性权利,在我国消费者权利保障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家电下乡政策中,保证农民消费者权益的关键也是首先实现其知情权。但我国现有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机制仅强调经营者的产品信息直接披露义务,而忽视了政府和公益性团体对经营者产品信息的间接披露义务,又加之农民消费者大都处在信息闭塞的农村,且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家电下乡中农民消费者知情权需要法律的特别保护才能得以实现。为了保障家电下乡政策有效实施,农民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主要表现在法律上确认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立法上明确经营者和政府的产品信息披露责任,司法上引入集团诉讼等方面。     

从《公司法》探讨行使股东知情权与保护商业秘密的界限

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中,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为了保护股东的权利,世界各国的公司立法都赋予了股东知情权。而股东在行使知情权时,有些内容可能会涉及公司的商业秘密。为了防止公司的商业秘密的泄露,造成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的损害,平衡股东知情权和公司的商业秘密、确定股东知情权和商业秘密的界限时,应坚持"保护股东知情权为主,保护公司商业秘密为辅"的原则。     

也谈“媒体审判”——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现实生活中,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设紧紧相连,但是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却有着越来越多的冲突。新闻自由在中国法律中并没有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出现,而是散见于《宪法》和一些法律法规之中。新闻自由的内容不仅包括报道方面的自由,也包括评论方面的自由。媒体与司法的本质差别,导致了新闻事实和法律事实的不同。社会本位思想在传媒管理上的应用,可以缓解二者的冲突。若要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对媒体知情权和表达自由权的保护是应有之义,在体制上也要进行媒体的去行政化。与此同时,在价值观念和具体职业操作中,要严防媒体自由度的过界,维护司法的独立性,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信息社会的传播权——基于传播关系构造变动的理论思考

在信息社会中,传播科技的革新不断地影响着人类信息传播关系的权利构造,传播权带来比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出版自由更全面、更开放、更能体现人权价值的权利框架。传播权是人的个体与集体依法自由参与互动传播活动,公平、合理"近用"传播媒介资源并享受信息利益的权利,作为一项综合性的基本人权,国家负有尊重、实现与保障传播权的义务。传播权是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秩序的统一,体现了权利的规范化构想。倡导自由、公平、包容、参与、规范的传播权,有利于推动中国信息传播法制的建设。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出版自由思想之比较

出版自由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新闻自由是这一权利的延伸。200多年前的美国两大政党曾经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与民主共和党领袖杰斐逊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的交锋不仅体现了他们不同的政党利益,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其由来的思想基础的差异。汉密尔顿崇尚工具理性和集权主义思想,杰斐逊则笃信自然权利学说及天赋人权观念。这一斗争的结果,奠定了200多年来美国新闻自由的传统,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论新闻侵权的认定标准及其抗辩原则

新闻侵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为了减少新闻侵权纠纷,保护新闻自由,法律应该严格界定新闻侵权的标准,具体规定新闻侵权抗辩的基本原则。     

出版自由及其法律限制——兼谈当下中国出版自由的几个问题

出版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公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然而,由于《出版法》的缺失,关于出版自由的一些理论在制度上未能得到贯彻、遵循,致使当下中国公民未能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出版自由权利,出版自由在中国遇到了一些困境。     

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及其限制

通信是一个有着不同主体,处于不同领域,包括不同环节的交往行为系统。依其行为主体,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可分为国家、国际组织和公民等三类主体的通信自由,它们分别受不同国际法律制度的保护和限制。依其所处领域,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可分为私密领域的通信自由和公共领域的通信自由,前者应受国际法的严格保护,后者应受严格的国际法限制。依其所属环节,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是一个由知情权和表达权构成的权利系统。对通信自由的保护和限制,不仅应当防止通信自由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还应当注意通信自由内部两种权利之间的协调。现行国际法虽然确立了保护和限制通信自由的基本框架,但正面临着网络通信时代的诸多挑战,亟待进一步完善。     

论公民的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政治自由，是公民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和行使的政治权利。公民在出版物中应当有真实表达的自由，应当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权利的时候，不是绝对的、无限的，而是相对的、有限的，必须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     

论公民的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政治自由,是公民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和行使的政治权利.公民在出版物中应当有真实表达的自由,应当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权利的时候,不是绝对的、无限的,而是相对的、有限的,必须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     

论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平衡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都是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对现代法治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二者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也永远也不可能停止。为了对这两种基本权利进行保护,让他们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得到充分的行使,就要在二者之间达致平衡。首要的任务是确定新闻侵犯隐私权的构成要件,其次是为新闻自由设立抗辩事由,包括新闻价值、公众人物、当事人同意、公开场合和使不可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