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苑英华》的编纂体例及其价值

《文苑英华》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是《文选》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重要诗文总集。此书采用分体编录和文注合一等编纂体例,承前启后,颇有特点,既融汇前代诗文总集和类书编纂经验,又开启后代类似书籍编纂新思路,不管是在中国文学史还是书籍编纂史上,皆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分类编纂唐诗总集的历史考察

分类编纂唐诗总集的现象由来已久,几乎与唐人文集的创作、刊刻和传播相伴始终。由于唐五代时期战乱频繁,加上天灾人祸等主客观原因,致使许多唐代文献典籍先后失传,能够流传下来的少之又少。唐人顾陶所编《唐诗类选》,是真正意义上最早分类编纂的唐诗总集,惜其正文已佚,仅《文苑英华》中存有前序和后序。北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南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残)、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等是现存比较有代表性的类编唐诗总集。考察历代类编唐诗总集的基本状况,既能探究不同编纂者独特的编纂实践,又能折射出古代文献典籍的传播情况、唐诗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某一时代的审美风尚,兼具文学批评的共性特征和个体实践的典型意义。     

李昉的类书编纂思想及成就

在宋太宗时两度入相的李 ,史籍只注重他作为循吏为人厚道的一面却忽视了他在文献整理上的成就。他主编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三大部类书 ,在编纂方法上多所创新 ,为保存中国古典文献贡献巨大。尤其是他开创性地主持编纂野史笔记类书《太平广记》 ,体现了他宽广的文化视野。     

《文苑英华》对南朝艳诗的收录:态度、特征及影响

南朝艳诗尤其是宫体诗历来多遭批判,而旨在发挥文教功能的官修总集《文苑英华》却收录了不少南朝艳诗,这说明宋初从官方层面接受了艳诗,但《文苑英华》并未旗帜鲜明地肯定艳诗地位,而是通过筛选宫体诗、改变诗歌类型等方式淡化艳诗色彩。这体现出宋初文臣对艳诗的谨慎态度,他们虽接纳艳诗但不主张艳诗以艳诗面目发挥教化功能。在艳诗题材向词体转移的背景下,宋初文臣的这种态度使得《文苑英华》收录艳诗未发挥范本作用,对艳诗的发展起不到实质性推动作用。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汜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文苑英华辨证》的校勘成就及其特点

彭叔夏根据周必大所校宋代类书《文苑英华》撰写而成《辨证》十卷。全书对《文苑英华》中出现的讹误及体例缺陷作出辨证,分为用字、用韵、事证等二十类,包括校勘、考证两个方面。本文从《辨证》具体实例出发详细分析,试图总结其校勘成就及其在校勘学上的特点。     

论《文选》对两宋总集编纂的影响

宋代“选学”专著不多，但《文选》在宋世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其对宋代总集的影响可见其流布盛况之一般。由宋人总集编纂的技术层面及目的均可看到《文选》的影响。而宋人总集在传播中借助《文选》影响的晕轮效应，同样值得关注。由之也可见《文选》对宋代总集编纂的影响既随着其传播的兴衰变化而变化的。     

新编全唐五代文序

李唐一代,下逮五季,乃我国古代文章之全盛期,清修《全唐文》为之渊薮,并为一代文章勒为文献全帙之朔也。《全唐文》之前,《文馆词林》甄录仅及唐初,《文苑英华》取材丰矣,而与《文馆词林》俱诗文两收,非专属文章之总汇也。清内府本《唐文》一百六十册,《全唐文》底本取此,而辑自《文苑英华》、《古文苑》、《永乐大典》及取给于金石碑版者不在内也。《全唐文》所     

《昭明文选》出现的理论意义

西晋挚虞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总集中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合二为一的编纂体例,萧统《文选》打破了这一编纂体例,在文章总集的编纂中仅收录文学作品而摒除文学批评,明确区分了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二者的界线。     

知识·权力·文学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再思考

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知识谱系或关键词必然牵涉文学叙事的"权力"和它的实施步骤。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文学史并不是由中性材料堆垛成的一长串文学事实,而是文学叙事权力全面渗透、控制着的场域。权力诉诸文学有多种表现方式:文学社团和办刊、翻译、文学批评和论争、作家创作对读者的影响等。     

经典背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律构建

经典是文学史秩序得以确立的标准,文学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文学经典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学作品自身,一是文学作品形成与接收过程中的语境。对后者而言,典律的形成过程,体现着权力关系的运作,既包括政治权力,又包括知识权力。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当代性＂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存在着文学经典边缘化的开始。     

文学史秩序·经典·权力

经典是文学史的骨架,经典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重要职能;经典的形成受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的监控与规引;经典作品的释义是文学史书写的关系中轴.     

韦斯坦因之文学史观探赜

国际比较文学界权威学者韦斯坦因,承继了学界将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一支的观点。韦斯坦因以其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开放性和严谨性,从运动和辩证的角度解释文学史,从国际角度考察文学史,将文学史与艺术史、文化史互为参照,并灵活运用循环论证法。这一文学史观既是韦斯坦因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思维方式的体现,也是其进行比较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树运用的具体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极其巨大的阐释空间。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及当代启示

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党的文艺工作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致力于民族解放与国家发展大局。从艰辛成长到曲折探索，到蓬勃发展，再到丰富创新，党的文艺工作有辉煌成就，也经历过坎坷曲折，它为百年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提供了精神动力，注入了思想活力。党的百年文艺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坚定党在文艺工作中的领导地位，维护人民在文艺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并始终把握“弘扬主旋律”的文艺工作主题。昨日之史，今日之鉴。百年历程启示我们，在今后的文艺工作中，要坚持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娱乐性与教育性的统一，要善于定目标、举旗帜、聚能量，不断展现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风貌。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四种范式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纷繁复杂,主要有四种批评范式,这四种批评范式的转承过程,构成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的线索.第一种范式假设文学的意义内在于文本结构中;第二种范式以文学意义产生于阅读经验为前提而展开;第三种范式认为文学的意义是读者主观的派生品;第四种范式则主张文学的意义存在于历史权力的话语之中.     

他者与自我:从蘩漪到曹七巧

蘩漪和曹七巧两位“疯女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遭遇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它昭示了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角色的期待和认知,透露了现代文学史建构中存在的男权话语,表明了自我社会性别的建立与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蘩漪是男性自我的他者,曹七巧是女性自我的替身。     

论唐代文人的忧国忧民心态

唐代文人忧国忧民思想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质。政治清明的盛唐 ,文人积极用世 ,兼济天下 ,展示出昂扬的精神风貌 ;中唐则朝纲不振 ,国势趋衰 ,文人的作品多表现为对权贵的鞭挞以及对民瘼的同情 ;到了晚唐吟唱的则是一曲曲挽悼的哀歌。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兼备 ,因而产生出历久不衰的文学精品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对于文学史问题的认识颇多分歧意见。如果就文学史最基本的性质问题,围绕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一至为简朴也至为根本的原则,从不同层次进行辨析、论述,那么可以认为文学史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分支,文学史是建构的。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 ——"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上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