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我国近现代学校课程的历史发展

简析我国近现代学校课程的历史发展郝德永一、我国近代学校课程的历史发展我国近代社会始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酉方列强相继侵人，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古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外来军...     

民族和亲政策对中国古代实现社会和谐的意义

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民族和谐是国家统一稳定的基础.中国古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肇始于5000年前的炎黄,发展于汉唐,盛行于明清,延续到近代,对实现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起了重大推进作用.研究古代的和亲政策,对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与西方古代国家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古代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政治统一性。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帝国以来，2200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中华民族虽然也多次经历战乱、分裂和改朝换代，但总能分久必合，统一的时间远远长于分裂的时间，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与大势所趋。这在西方古代的国家群落中是独一无二或绝无仅有的。这是古代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最显著特色之一。     

论张载的思想遗产、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

张载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在其思想成熟期完成了其理学体系的建构,最终实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无论是在古代的儒学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体系中,张载的理学思想都享有崇高地位.因此,有必要对张载的思想遗产、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分别加以论析.     

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人类进入立体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时代,海洋发展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海洋强国便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继承和弘扬中华海洋文明传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是海洋强国的内在诉求。没有古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崛起,近代中国在海洋上的衰落,就谈不上当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复兴。也就是说,中国海洋文明史是现代化倒逼出来的历史问题,客观与准确界定海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支撑。     

日本天皇制发展的历史轨迹

日本把天皇作为本国皇帝的称号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制。日本天皇制大体上经历了古代、近代和当代三个历史阶段.古代天皇制时期,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君临天下,但是,后来大权旁落到近臣乃至幕府手中。近代天皇制发展成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当代天皇制则变为象征制.     

中国古代煤矿史的基本脉络和煤炭开发利用的主要特征

中国煤矿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煤矿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先秦时期是煤炭的发现与早期开发利用阶段;西汉至南北朝是煤炭开发利用走向成熟阶段;隋唐至元是煤炭开发利用的普遍发展与长足进步阶段;明清时期是古代煤炭开发利用的鼎盛阶段。这是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利用的基本脉络。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民生日用燃料需求、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政府的监管制度与措施、古代煤业工人付出的重大牺牲和做出的贡献等,都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煤炭业发展和进步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军队办窑、寺院开矿,煤炭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以及后期煤窑业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也是研究古代煤业发展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自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至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大体经历了古典王朝国家认同危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初步确立、地域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完成四个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情势决定了当时国家认同之情状及其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最终完成。     

正统论与中国的国家认同

正统论虽被今人看作“纯属荒诞”,但在古代却是渊源深厚又生气勃勃。它作为解释中国人历史活动的史学观念,能完整地包容分裂和统一时期两面的史实,既照顾到互不统属的各分治政权的历史活动,又将它们纳入一个终究是属于一体的“天下“之中。它是唯一能处理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史学叙述和国家认同的观念框架。国别史的视野以政权/国家为唯一的叙述对象,这种视野驾驭不了中国史统一与分裂共存的复杂性。悠久的大一统观念是支撑古代国家由分裂重归统一的“人心之公”。但古代时期中国的国家认同也存在二重性的现象,既有占主流地位的大一统价值认同,又有地域性的价值认同。这种复杂性的存在说明完成现代的国家认同尚是任重道远。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的形成和特征--兼谈欧洲统一性内涵的近代化

欧洲今天走向联合,有着古代中世纪文明统一性的"历史因缘".近代欧洲虽然一直处在民族国家的"分裂"之中,却没有中断和抹杀欧洲文明的统一性.欧洲一直存续着统一的伦理原则和法理原则的内涵,近代欧洲国际社会的形成是这种统一性的表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的特征具体反映了欧洲统一性的近代内涵.     

20世纪甲骨占卜研究综述

20世纪,甲骨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是探讨华夏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渊源的前沿窗口。三千年前殷商王都甲骨占卜实物的出土,给人们提供了再探古代甲骨卜法之奥秘的机会,进而拉开了寻找甲骨占卜之原始的序幕。从殷虚甲骨文的发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这段历史时期,对甲骨占卜的研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研究面还比较窄。但董作宾、胡厚宣等先生的成果值得重视。建国后到21世纪初,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以及多角度研究的深入,甲骨占卜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生机,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对整个甲骨学研究来说,甲骨占卜研究仍是一个较薄弱的环节。     

怎样观察当代中国

当代中国即新中国,是指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观察当代中国,一要历史地看,既看新中国成立至今60年的历史,也要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二要全面地看,既看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发展,也要看新中国仍然面临的诸多问题和落后方面。三要发展地看,既看新中国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也要看新中国具有克服这些制约因素的有利条件。     

李剑农:世界级大史学家--纪念李剑农逝世40周年

吕希安·波亚主编 ,美国纽约格林伍德公司 1 991年出版的《近代国际大史学家》一书 ,收录 1 80 0年以来各国大史学家 6 6 4人 ,其中中国 1 4人 ,李剑农是 1 4人之一。李剑农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 :一是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曾译成英文 ,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和参考 ;二是开拓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运用唯物史观 ,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 ,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著作。他的史学观点和治学经验 ,足资后学借鉴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历史向度

中国国家治理采用迥异于西方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治理模式,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巨大贡献。以大历史观的视角,从新中国七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纵深出发,回溯剖析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特色从何而来,通过多维度深入解读,解答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领导核心、参与主体、方法论、文化底蕴的根脉来源问题,有助于了解和明晰其本质特征、比较优势及未来指向。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古代辽宁地区城镇变迁考论

据考古发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已经出现了古代城堡。燕、秦、汉时期,形成了辽宁早期的城镇体系。从魏晋一直明清时期,辽宁城镇经历了频繁的大规模的盛衰演变。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秦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辽朝前期、清代末期出现了四次建城高潮。古代辽宁地区的城镇,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而且与中原地区相比,多为中小城镇;多数城镇沿用了辽代城址,历史均在千年以上;但由于历史的动荡发展,古代辽宁城镇呈现出断代性发展的特点,城镇经济和文化多次经历摧毁后重建的过程,城镇布局也屡经变化,到清代末年才奠定近现代城镇的基本格局。     

中国历史治乱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因素

古代中国王朝的周期性崩溃,与土地资源有限条件下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有关。人口的增加稀释了人均生存资源,生存资源的紧缺又加剧了社会冲突,最后导致社会体系的崩溃。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能摆脱这种"治乱循环"的困境。从系统论角度看,以土地为核心的生存资源构成相对不变的边界条件,人口数量是一个有起有落的变量,"改朝"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交织形成的历史振荡。明末以来一些思想家对人口数量自然增长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有所认识。中国自清末以来人口基数增大,人口的质量受到关注,但土地问题仍影响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走向。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有很大关系。     

中国古代的自然保护

早在 30 0 0年前的西周时期 ,自然保护就在中国产生了。当时的中国人已经知道通过保护野生生物的繁殖和生长 ,来求得生活资源的稳定供给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它是古人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古代中国人非常重视传宗接代 ,并认为良好的环境有助于产生优良的后代 ,因此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得到传承 ,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建国初期农民协会兴起与隐退原因探析

建国初期,由于当时农村土地改革、巩固农村新生政权、调整农村阶级和社会关系的需要,农民协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所依靠的基本群众组织又再度迅速兴起。但是,它并不是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现代意义上的农民社团,由于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强度进入农村导致出现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趋势,这时兴起的农民协会则仅具有着策略性、战术性和暂时性。随着农村在支持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方面的价值的突显,农村土地制度由农民所有制向集体化进一步的发展和农民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农民协会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而悄然隐退。     

建国初期农民协会兴起与隐退原因探析

建国初期,由于当时农村土地改革、巩固农村新生政权、调整农村阶级和社会关系的需要,农民协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所依靠的基本群众组织再度迅速兴起。但是,它并不是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现代意义上的农民社团,由于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强度进入农村导致出现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趋势,这时兴起的农民协会则仅具有着策略性、战术性和暂时性。随着农村在支持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方面的价值的突显,农村土地制度由农民所有制向集体化进一步的发展和农民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农民协会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而悄然隐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