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自秦汉以来便以汉族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逐步蔓延扩散和少数民族呈向心状往靠内地区迁徙流动的总体趋势。延至当代,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类内地人员前往边疆民族地区"支边",以后是风起云涌的全国性人口流动大潮,其中既有少数民族流往内地,又有内地汉族流往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和现阶段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整体格局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社会流动问题初探

社会流动既包括向上流动,即改善其社会地位,从一个较低地位流动到一个较高地位,也包括向下流动,即从一个较高地位流向一个较低地位。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是多民族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变迁速度慢、规模小、区域差异大等问题日益凸现。少数民族人口社会流动问题,制约着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着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大力发展“双语”教育,落实和完善民族社会政策,促进民族人口的不断合理流动。     

少数民族人口社会流动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东北地区为例

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是多民族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东北少数民族人口职业结构趋向高级化,但同时也存在着变迁速度慢、规模小、区域差异大等问题。民族人口社会流动问题,不仅制约着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严重地影响着东北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必须加快少数民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步伐,大力发展民族教育,落实和完善民族社会政策,促进民族人口的合理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研究

利用1982年至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变化特征具有差异性,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多有所下降,人力资源禀赋持续升级;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向较为稳定,并且多从所属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地向相邻省份或东部地区省份流动;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整体有所扩大,城-城流动比例明显上升,流动原因呈现经济化态势,流动时间趋于长期化。各民族日趋频繁的跨省人口流动使得民族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各民族全方位的互嵌更加成为可能。今后应把握机遇,在促进民族团结、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与构建民族全方位互嵌格局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

自愿式的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价格信号引导人力资源优先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少数民族众多,人口流动的数量、结构、频率相对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提高西部地区人口流动和族际交往的途径很多,增加区内边际利润率是吸引资本、技术、资源和人力的关键,政府的行政支持原则尤显重要,发展小城市和中心村镇有利于落后地区人口迅速集聚并实现现代化。     

西南民族地区乡城人口流动的推阻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人口流动的内在机理,从现阶段影响我国人口流动的大环境及西南民族地区的现实区情出发,分析了相关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人口特征等因素对西南民族地区当前乡城人口流动的推阻作用。     

流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以货物、资本、人口为主要介质的跨境流动和境内流动发生了重要变化,整个流动变迁过程可分为流动初期(1978—1990年)、流动中期(1991—2000年)、快速流动期(2001—2019年)三个阶段。研究发现,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种形式对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影响,而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基础设施大幅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地区资源禀赋差异与人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变化是我国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地区间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的思考

地区间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的差距。尽管这种流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人口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过度集中,也必然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应从两方面入手解决问题:一是实现人口流出地区与流入地区经济一体化;二是开发建设更多的经济发展中心,使人口向多极分流。     

人口流动与新疆社会经济发展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解放后,人口流动始终是新疆重要社会现象之一.其中比较集中的在50-60年代及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不仅仅是人的流动,同时也带动了技术、知识、信息的大流动,由此对不同时期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比较研究

改革过程中实施"区域差异改革"策略导致东中西部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因此,分区域考察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格局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流动分析发现:第一,东部和中部的收入流动水平在1993-1997年间达到最高,随后不断下降,西部地区在2000-2004年间达到最高峰后出现下降。第二,从不同收入阶层地位的动态演化来看,各地区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具有不稳定性;相比中部和西部,东部的顶层缺乏流动性,同时底层居民表现出较强的向上流动水平。第三,进入2004年之后,中西部地区收入流动的绝对值及其福利的增长速度都高于东部。因此,创造机会平等的公共政策,打破限制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制度障碍,建立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实现居民收入总体向上流动比例大于向下流动比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流动空间与国家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时空政治

流动空间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和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与交通运输发展密切相关的流动空间促使时空格局持续发生变化,为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流动空间的生产与再造,少数民族地区高铁的发展既是“流动的治理”,也是“治理的流动”,兰新高铁、南广高铁等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的开行通过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构建,不仅从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等层面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为各民族成员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视化框架,而且具有特别的符号象征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助于提升边疆社会治理效能,也为边疆民族地区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借鉴。     

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分析——以云南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中华民族社会群体的基本构成单元。如今,人口流动的大势,不断冲击着"农本"的民族社会关系,亦重构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地缘分布格局的新秩序。本文借助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及演变态势、劳动就业状况、流入地居住与留居意愿情况。据此提出了构建家庭化的流动人口服务体系、引导高素质人口向边境集聚、以农地权换市民权的制度构想。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及其评价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是统治阶级强制迁徙的结果。女真族向中原的迁徙以加强对汉族的控制为目的 ,客观上推动了黄河以北社会生产的恢复 ,也使女真族更多受到中原封建文明的熏陶。汉族向东北地区人口的流动 ,虽具有对中原经济文化破坏的性质 ,却为东北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先进技术和工具 ,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加快了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契丹族的迁徙是伴随着金朝的血腥镇压和强制同化进行的 ,造成了契丹族影响日微 ,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金朝社会的人口流动对于当时的民族关系、社会政局的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同时并存     

人口乡城流动对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呼唤

作为社会"保护伞"、"安全网"、"减震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已成为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严重瓶颈.而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部分、有着重要地位的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更是一个高难度的课题.另一方面,人口流动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问题,特别是对农民的结构性流动来说,在目前还仅仅只是个开端,从人口乡城流动的角度审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有利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同时也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协调进步和发展.     

流动的困惑:朝鲜族跨国流动与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地区为例

1992年中韩建交后,朝鲜族跨国流动骤然升温,规模越来越大。朝鲜族凭借其跨界民族的优势,以探亲、劳务输出、涉外婚姻、出国留学等各种形式流往国外。毫无疑问,跨国人口流动群体在推动朝鲜族经济文化发展、缓解当地就业压力、提高朝鲜族市场经济意识等方面带来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正确估计和把握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现状及其社会效应对朝鲜族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流动对婚育的影响——以广西融水为例

随着社会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流动已成为普遍现象.在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各地少数民族妇女的流动状况,并直接参与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运用问卷调查和定性研究的方法,考察少数民族女性流动的方式、流入地、从事劳动的类别,重点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流动在微观层面上对婚姻、生育和家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流动而出现的三个悖论,由于妇女外流,使得村落传统文化衰退;妇女外嫁,导致本地大龄男性成婚难;妇女外出务工增多,造成妇女社会地位既高又低的矛盾复合体.并提出在国家公共改革中要充分体现性别意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发挥民族文化的优势;加强培训,提高少数民族妇女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才能促进其更合理流动的相关建议.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研究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与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进行剖析,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网络整体布局呈现不规则"六边形"结构,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地区线条密度逐渐稀疏,线条宽度逐渐缩窄,人口流动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流动数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不同层级网络空间形态呈现出不同特征;人口流动首位联系分析显示,众多省份的人口流向箭头指向广东,广东2000—2015年始终保持人口流入状态;西部内陆地区普遍呈现人口流出状态,东南沿海地区则成为其人口流入的首位联系对象;人口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显示,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与中介中心性三种网络结构无一例外均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省际人口的流动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反映。     

民族地区省际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最近两次人口普查资料考察了民族地区省际人口流动的基本情况及主要特征,同时以"推-拉"理论为理论依据,通过构建统一的计量模型分析了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民族地区在总体数量上属于人口净流出地区,但有5个省区的人口净流入量始终为正;(2)民族地区流入人口主要来自中西部邻近省区,人口流出则以东部地区为主,但各省区人口流出的目的地不仅差别大而且变化也大;(3)影响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的因素及其影响力存在着明显差异。     

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复杂的过程.从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历史演变历程来看,"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既是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自然分布状态的历史延续,也是2000多年来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历史结果,更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互动和民族融合的自然产物.从宏观上把握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婚姻的影响——以贵州两个村寨为例

以贵州两个少数民族村寨问卷调查的数据为依据,对贵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及主要特点进行了考查。调查结果袁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婚姻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人口流动扩大了民族通婚的地域范围,使传统的婚姻观念与形式受到挑战;也使民族地区离婚率提高,性爱观出现混乱,违法婚姻增多。对此,应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加强婚姻观念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以促进科学、文明、进步婚姻观念与婚姻形式的建立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