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融合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研究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具有区内流动率高于跨区流动、跨区流动性别比高于区内流动、经济性流动已占据主体地位等特点,形成了少数民族人口向非传统聚居区、汉族人口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双向流动"格局.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原因的分析发现,区内经济和资源压力大是基本原因,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区域落差大是直接原因,国家相关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是诱导因素.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不仅对地区人口分布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有利于加强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自秦汉以来便以汉族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逐步蔓延扩散和少数民族呈向心状往靠内地区迁徙流动的总体趋势。延至当代,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类内地人员前往边疆民族地区"支边",以后是风起云涌的全国性人口流动大潮,其中既有少数民族流往内地,又有内地汉族流往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和现阶段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整体格局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人口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社会变迁过程中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游牧人口、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发生根本性改变。现代化的推进使伊朗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迁移,出现快速城市化的现象。但是人口的流动加剧了伊朗城乡间和地区间的不平衡,最终伊朗社会呈现出现代城市和落后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     

人口流动范围与稳定性的分类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总人口比重高,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研究我国人口变动与分布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并对经济转型、社会整合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内部是存在差异性的,个体、家庭、所在地区等层面上的差异都有可能影响其流动状态。通过文献研究及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综合流动范围与流动频率两个方面将人口流动分为省内稳定型、省内流动型、跨省稳定型、跨省流动型四类。研究发现:流动频率低的、在地理上具有稳定性的人群通常是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频率高的、在地理上不稳定的人群通常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且同样是流动型,省内流动比跨省流动更容易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在流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跨省流动人口获得的经济回报较高。根据以上结论,建议城市管理者针对不同流动类型的人口要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对于省内稳定型,应该保障流动子女基础教育;对于省内流动型,应该保障其住房权利;对于跨省稳定型,应该提高其家庭福利;对于跨省流动型,应该保障其劳动与收入的权利。     

清代河湟地区民族贸易影响下的人口流动初探

河湟地区人口流动历经千载而源源不断,清代人口流动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虽然流动之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民族贸易的发展对河湟地区人口流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民族贸易与人口流动的分析,从而揭示其中的更多因素。     

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

自愿式的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价格信号引导人力资源优先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少数民族众多,人口流动的数量、结构、频率相对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提高西部地区人口流动和族际交往的途径很多,增加区内边际利润率是吸引资本、技术、资源和人力的关键,政府的行政支持原则尤显重要,发展小城市和中心村镇有利于落后地区人口迅速集聚并实现现代化。     

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对西部地区人口流动的启示

面对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低下、大量高素质人口流向中东部地区的现状,本文借鉴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及投资-收益比较分析理论,提出了确立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定价是西部地区"回流"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关键.     

西南民族地区乡城人口流动的推阻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人口流动的内在机理,从现阶段影响我国人口流动的大环境及西南民族地区的现实区情出发,分析了相关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人口特征等因素对西南民族地区当前乡城人口流动的推阻作用。     

清中后期四川人口逆向迁移及对边远民族地区开发的影响

由于清初对移民入川的鼓励与提倡,四川人口到乾嘉之际呈现饱和,腹地密集区人口向边远民族地区二次流动,正因如此,边远民族区域人力资源短缺的状况得以改变,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     

论人口流动产业化

“人口流动产业化”就是用产业化的观点来组织人口流动及其“回程效应”，使当地经济能变“输血”维持为自身“造血”，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人口流动产业化的模式可归纳为四种：（１）人口流出资金技术流入发展乡镇企业；（２）人口流出资金技术流入促进城镇化；（３）人口流出资金技术流入发展现代农业；（４）人口流出易地发展。人口流动产业化不仅能促进人口流动由盲目向有序的转化，而且也是政府管理职能的一大改革，符合人口流动的发展规律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功能界定与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代价要求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这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当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而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制约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根据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应有三个目标,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区域均衡发展;实现机制也应有三个方面,即完善市场体制、促进跨区治理以及优化协调体制。具体的政策建议是,改变当前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考核制度;鼓励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发展规划体制;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     

人口流动迁移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人口流动迁移角度研究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旨在分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以及经济集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通过构造人口流动迁移的微观经济模型,掌握人口流动、迁移和集聚的动因;通过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布局分析,说明泛珠三角区域先发展地区的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过程应该相互适应,而后发展地区的人口“回流”与产业转移过程更应互为补充。所以,泛珠三角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区的产业优势和人力资本现状制定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和人口政策。     

European Regional Populations: Current Trends, Future Pathways, and Policy Options

Europe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n ageing population and slowing population growth of both the total and working-age populations. These trend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Even though population ageing will affect all European regions, different regions will be affected in different ways. Even under favorable conditions, 35–40?% of all NUTS2 regions will face a labor force decline. If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poor, some regions may continue to grow, but 55–70?% of the regions will see a labor force decline by 10?% or more. In most regions of Eastern Europe, the labor force may decrease by more than 30?%. To keep regions prosperous (maintaining competitiveness) and to avoid worse inequality (maintaining cohesion), policy-makers must find ways to cope with these challenges through new fiscal and social policies, though policies directly affecting demographic and migratory trends may also be needed.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中国区域经济互动关系的检验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东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有利于自身，而且有利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继续加快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示范作用与辐射作用，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西部地区经济长期增长，有利于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有利于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人口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ERF评价方法研究

在简要分析西部地区人地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联系强度（Economic Relation Force，ERF）宏观模型，评价人口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模型建立和求解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对象系统较强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将人口增长率、人口流动性、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等指标有机整合入ERF，该模型能够较为全面地评价人口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区域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一个区域差距的视角

以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在地区差距的视角下,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等指标,对湖北省20余年来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予以评价,研究发现湖北二元经济具有阶段性特征,总体上呈现日趋的严重性。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城市化水平;制度革新,以破除人口流迁的中间环节以及城市准入的壁垒;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就业结构,引导劳动力进入服务业部门,可以有效地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从而实现“中部崛起”,推动湖北城乡的统筹发展。     

市的兴起与近代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民国时期市的兴起,改变了秦统一以来中国只有面状的地域型政区的行政区划模式,此后这种点状的城市型日益重要。本文回顾了民国时期市的出现和扩展的过程,分析了其间产生的151个市的空间分布状况,指出市最早产生在沿海通商口岸,口岸城市近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是市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受此驱动的各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中国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由于市能否设立主要依据城市的人口和税收数量,传统的各种等级的行政中心如果能够较早被设立为市,大多数情况是由于它们经济有所发展并承担起区域经济中心的结果,否则设市要慢一些甚至不能设市。     

区域开放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区域开放的模式具有独特性,独特的区域开放模式决定了各区域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性,而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又是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缩小东西发展差距,逐步实现经济“趋同”,就要求中西部地区必须实行区域大开放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