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云贵地区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研究

明清时期是云贵地区以苗、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央政府设流官加强统治,同时封建地主制经济占了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地区进入了封建社会。这时期,大量汉族人民进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利于这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但是,由于明清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与统治,各少数民族退居山区和半山区,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是近代以来云贵少数民族地区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     

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简论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初封建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本文从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及土地占有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指出土司制度下的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同时指出明末清初生产发展下出现的土地私有是湘西土家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转化的重要原因。     

论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

"改土归流"以后,播州地方政权完全归入中央集权体系之中,实现了播州政治的转型;封建领主制经济迅速向封建地主制发展,完成了播州经济的转型;文化教育事业也踏上了向中原地区学习的道路,促进了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转型。本文试从"改土归流"后播州地区的社会变化,以播州地区的社会重构为视角,深入探讨播州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进步性及其借鉴意义。     

对开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的思考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家有计划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关系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建国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是从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的经济形态中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其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势必落后于其它     

改土归流与湘西土家族地区封建地主制经济的最终确立

<正> 在土家族历史研究中,史学界对土家族地区封建地主制经济出现和确立的时间问题存在着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应是封建地主经济”;也有人认为“湘西各土司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的”;还有人认为“改土归流后,……使地主经济逐渐取代了领主经济”.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就改土归流与湘西土家族地区封建地主制经济的最终确立问题谈谈自己的粗略看法,不妥之处,望史学界前辈指正.     

浅谈锦屏文书在促进林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锦屏文书,也称"清水江文书",是贵州省锦屏等清水江中下游侗、苗族地区封建林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遵循和反映了该地区林业的客观规律,是维系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习惯法。锦屏文书曾经对清水江流域地区林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态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当今的现代林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宋神宗对梅山的“王化”改制

两宋时期,是娄底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宋神宗对梅山的"王化"改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对娄底社会影响深远。娄底进入"农本"社会,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封建化进程。     

隋唐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特点

隋唐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特点高凤林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出现了封建经济发展、繁荣的新局面，今山东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时间上的曲折性和地区区间的不平衡性。一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超过了过去...     

略论明清边墙碉卡对湘西苗族社会的影响

明清两代在湘西修建的边墙、碉卡等设施,不是湘西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而是明清封建统治者镇压苗民的产物,它严重地阻碍了湘西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了苗族同其他民族间的团结和交往.     

隋代以前两淮盐业经济考述

隋代以前的两淮盐业,学术界少有述及。两淮盐业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即已出现,两汉时获得了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封建政权更迭频仍,两淮地区屡遭战乱,盐政、盐制也不断变化,但因人们生活需要和国家对盐业的重视,盐业经济仍能曲折性地向前发展。这对"苏北在隋唐以前,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苏南",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

在明代及清初,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分布存在土蛮集中分布的土司区和汉蛮杂居区两大区域;土司区内民族构成中土蛮占绝大多数,汉蛮杂居区内汉人、土蛮间比例几乎相等。清代改土归流后,部分土蛮人口外迁,同时又接纳大量的汉、苗等族流民,形成土蛮大分散小聚居分布,汉、苗等兄弟民族插花般镶嵌分布的格局;民族构成转变为以汉族人居多、以土蛮为少数民族主体的构成格局。明清时期导致该地区民族分布与构成及其变化的因素有自然和人文两方面,自然因素提供变化的可能,人为因素决定变化的方向。当前该地区的发展还得多从人文方面着手。     

清末蒙古地区经济商品化

鸦片战争以后,蒙古社会封建制度下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开始急剧分解,外国商品以及资本大规模进入蒙古,加速了蒙古经济的商品化,再加上清政府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实施＂移民实边＂的政策,使蒙古地区的经济在农业化的基础之上,进入了外资完全控制下的商品化时代。     

论清代前期湖南的仓储制度

清朝前期 ,湖南境内普遍建立了以储粮备荒为目的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此期 ,封建国家制定了严格而全面的仓储管理章程 ,湖南的官民也重视修建仓储。因而 ,各地的仓储在缓解社会灾荒危机中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地方封建势力有效控制社会的一种微观反映     

文化复兴与文化认同——黔东南苗族文化的变迁与现代转型

现代性、全球化对地方性原住民社会的草根文化发生的影响是通过国家,市场等中介来实现的.黔东南苗人在接触和接受现代性的经历中,文化变迁,文化复兴和自我认同随着具体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今天的黔东南苗人正在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将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资源融合起来,以建构自己的文化转型和建构起新的文化认同.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14—16世纪英国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英国１４—１６世纪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庄园经济随着农奴制的解体而衰落。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农村手工业品市场不断扩大,农村雇佣劳动者也日益增多。因此,乡村中的商品经济逐渐成长。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英国的封建经济结构才得以在乡村顺利地实现了转变,由此推动英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并为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

晚明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作为理学异己因素的启蒙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渐渐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启蒙思潮的兴起,不但对理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颠覆,而且在张扬人性自主精神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晚明人的觉醒与魏晋时期的人文思想解放相互辉映,绘就了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     

改土归流时期的湘西开发及其社会历史变迁

湘西开发历史悠久,土司统治时期既开启了新的开发进程,又产生了历史的不平衡性;改土归流时期,原土司区开发历史进程加快,广大苗区“屯政开疆”,也进入新的开发历史时期,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古代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